南侨机工 赤子功勋

　　10月29日，全球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市永川区与世长辞，享年96岁

　　2022年10月29日上午8:04，全球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市永川区与世长辞，享年96岁。

　　1939年至1942年，约3200名青年华侨放弃安逸的生活，从世界各地赶回祖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在敌机的轰炸中，夜以继日开车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

　　蒋印生就是其中之一。记者曾多次拜访蒋老，让我们再来回顾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邹飞 摄影报道

　　1 “虽生在印度，但你是中国人！”

　　蒋印生出生在印度一个华侨家庭，其名“印生”即此意。他的祖父母在晚清末年来印度谋生，凭借精湛的补牙技术，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牙医。父亲和比蒋印生大8岁的哥哥相继继承了祖父母的衣钵。家中有佣人、园丁，还有一辆漂亮的英国产阿斯顿·马丁小轿车。

　　如果不是一个决定，蒋印生可能会一直过着这样安逸的生活：念大学、去家里的诊所上班、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中国、中国……”握紧了拳头，一遍遍念着这个名字，蒋印生热血沸腾。朝东方眺望，那里才是他的家啊。“祖国”二字，尽管遥远，却是他懂事起学写的第一个词。

　　“虽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个中国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家里每年都要过春节，放鞭炮、吃年夜饭，老人不上桌，小孩不能动筷，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一直保留着。父亲时常讲，祖国若是不强盛，海外华侨再有钱有地位，也会被人看不起。

　　父亲还告诉他，家国有难，绝不能袖手旁观。要是当了亡国奴，会更加受人欺负！

　　2 小小少年抗战报国

　　那段时间，父母与其他华侨为抗战积极捐款捐物，蒋印生则每天从报纸、广播中关注战况。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招募军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服务。

　　年轻的蒋印生了解到，当时抗战物资奇缺，几乎所有的国际通道都被日军封锁，仅剩一条新抢修出来的连接昆明与缅甸畹町的滇缅公路，就成为战时西南大后方的“生命线”，急需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将军用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到国内。

　　蒋印生听见了祖国的召唤，为祖国出力的时候，到了！

　　“回祖国去！尽我所能，抗战报国！”不到13岁的少年做出了这辈子最重大的决定。担心父母不同意，9岁就学会了开车的他便瞒着家人和4名同学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并自称16岁。当时蒋印生身高才1米6，面容稚嫩，但已掌握了娴熟的驾驶技术。第九批回国南洋华侨机工名单上，便有了“蒋印生”这个名字。

　　离家那天，他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临走前轻轻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妹妹。“爸爸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知道你们需要我，但祖国更需要我。”蒋印生后来告诉记者。

　　3 “娃娃兵”挺过了艰难险阻

　　1939年8月，蒋印生踏上归国轮船。由于口岸封锁，他们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又坐了七八天船辗转到广西和越南交界处，再乘两天两夜的火车才抵达昆明。

　　虽然听不太懂云南当地方言，但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欢迎。不过，回国的兴奋很快就被训练和实战的艰苦与残酷取代。

　　当时滇缅公路上共有17个汽车大队，3000多辆汽车，其中有1100多辆进口道奇、雪佛兰、GMC，很多都是用华侨募捐款购自海外。

　　一整月的严苛训练结束后，他们正式走上了战场——跨越崇山峻岭和河流险滩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中国段近千公里，需要翻越五座陡峭的高山，跨过六条奔腾汹涌的大江，地势险峻，瘴疠肆虐。滇缅公路以仅三米多的单车道居多，若对方有来车，可能需倒车几百米甚至数公里让道。有时候，外轮胎整个悬空，“挂”在悬崖上开。

　　雨季时，塌方是家常便饭。“边修路边行车，边塌方边修补，随时都能看到翻车。”蒋印生说，卡车一旦掉下去就无影无踪，根本没办法捞起来。

　　坡度30度以上的路段有十几处，机工们下坡很少踩刹车，都是挂低速挡——弯太多，踩刹车容易把刹车片烧坏。

　　脚下奔腾而过的怒江，到处是悬崖峭壁的高黎贡山风景奇秀，他却不敢多看一眼，必须将精力集中在眼前3米多宽的山路和一道接一道的急弯上。身旁，一边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边是600米深的峡谷。

　　4 多次与死神擦肩

　　除了险象环生的行车环境，还要随时提防空袭的日军飞机。运输队每次都会集结5至10辆车一同出发，日机一来，主要目标就是炸头车，妄图切断抗战输血线。“头车被炸，后面的车也走不了。”

　　遇到日机空袭，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有条件躲避的，就赶紧往树林里开。日军的双翼飞机就在头顶盘旋，蒋印生眼看着这些狰狞又冷酷的铁家伙俯冲下来，距离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多米。一连发子弹打在车身，一轮扫射之后，飞机的转弯速度会放慢，趁这个间隙，蒋印生赶紧把车开到隐蔽处。待敌机飞走以后检查车辆，才发现车身被打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弹孔。

　　为躲避日军轰炸，他们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

　　很快，蒋印生对密集的空袭习以为常，他多次幸运躲过了日机的轰炸。但身边的伙伴却并非都如此幸运，有的驾驶员牺牲后，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连一块墓碑也没有。和蒋印生一同从印度出来的几名同学，就永远留在了滇缅公路上。

　　昆明到中缅边境畹町，跑一趟需要两三天。一辆车配备两名司机和一名修理工，晚上把车停在公路边，在驾驶室里裹着毯子就睡，蒋印生和同伴亲切地把车叫做“道奇旅馆”。累的时候，他们就哼唱民歌，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苦中作乐。

　　1939年至1942年，3200名“南侨机工”共运送了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物资，包括汽油、枪弹、轮胎、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约半数“南侨机工”为国捐躯，平均每公里就牺牲一人。

　　5 “对不起妈妈，我得回中国”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蒋印生继续在救济总署当驾驶员。抗战胜利那一天，他兴奋得把手里的饭碗扔掉，跑上街载歌载舞。随后，有的华侨回家了，蒋印生想多看看祖国，加之当时护照丢了，便暂时留了下来。没想这一留，又是数十载。

　　1946年，蒋印生进入贵阳国民党部队辎汽七团一连任驾驶员，后随军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五团。1950年部队改编，他在汽车二团一连任班长。川藏公路通车后，他和战友负责将军用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拉萨，跑一趟要15天。

　　在部队几年间，蒋印生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被西藏军区授予在“八一”军旗下照相的殊荣。

　　1958年部队精简，蒋印生转业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永川汽车25队任驾驶员，即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从永川到南充、潼南、成都，40座的峨眉客车，他开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开了20多年客车，还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

　　蒋印生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战争与家里通信中断，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家里托一位来中国的朋友寻找，蒋印生才与家里恢复了书信往来。

　　改革开放后，蒋印生实现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赴印度探亲。

　　1980年，蒋印生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印度。到家时，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颤巍巍地迎出来，喃喃道，“我的印生儿啊……”话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蒋印生跪在妈妈面前，母子俩抱头痛哭。

　　“妈妈，我对不起您……”自觉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蒋印生哭得像个孩子。母亲劝他留在印度，他轻轻地摇摇头：“妈妈，我得回中国，我想一直守在那片战友们献出了热血和生命的土地。”

　　面对面

　　装绶带勋章的盒子

　　他仔细裹了好几层

　　当年，记者采访蒋印生老人时，他正在青城山镇一处幽静的旅居养老中心安享晚年。

　　每天早上，他会喝一杯加蜂糖的牛奶；下午2点半，泡一杯咖啡，搭配几片吐司——那是在南洋养成的习惯。在电视里看到印度电影，他还会情不自禁蹦几句印度话。

　　“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带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是老人最珍爱的东西，装绶带和功勋章的盒子被他裹了好几层塑料布，还有牺牲的战友照片，老人有时会小心拿出来仔细端详。

　　镇上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开着红色电动车在街上穿行，老伴韩红珍则笑眯眯坐在副驾驶位，他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自己开着道奇T234卡车的那些日子。

　　2015年，蒋印生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在礼宾方队护卫下，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仪式。

　　采访老人那天，他心情很不错，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在太行山上》，并用手打着拍子，这是“南侨机工”们最喜欢的行军歌曲。唱着唱着，老人取下眼镜，背过身擦拭。老伴说，他又在思念战友了。

　　蒋印生说，希望有一天能和战友们再聚畹町。然而由于身体等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现在，他与战友们重聚了。

　　昆明有座“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底座上书写着四个大字，或许是对蒋印生和战友们最好的注解——赤子功勋。(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