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打仗像“小钢炮” 被誉为“现代赵子龙”(6)

　　1960年，陈锡联司令员(右二)和赖传珠(左二)、杜平(左三)、曾思玉(右一)沈阳军区党委会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悉心栽培下，陈锡联逐渐向一代名将迈进。

　　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白圭—晋城)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来远至权店段铁路的任务，并负责夺取来远、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周密侦察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来远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的嘉奖。

　　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新三八五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到任后，他直接指挥蟠(龙)武(乡)战役，采取“围日打伪、以强攻弱、猛虎掏心”的战术，歼灭日伪军数百名。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邓小平评价说：“陈锡联是很讲学习的”

　　陈锡联出身贫寒，识字不多，因而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战友们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看文件和报纸。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到部队采访他时，时常看到他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地伏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小本子上记写心得。由此，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

　　1940年8月至12月，陈锡联率新三八五旅参加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西段进行破击战，重点破击阳泉至榆次段。战役一发起，他就指挥部队抢先占领了狮垴山。狮垴山高踞阳泉城西南，貌似一头威猛的雄狮逼视阳泉，扼守正太铁路咽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能否控制狮垴山，是一二九师此役成败的关键。为抢回狮垴山，驻阳泉的日军旅团部倾巢出动，几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不断施放毒气，地面部队轮番猛烈攻击，每前进一段就构筑工事，与八路军展开反复争夺。陈锡联亲临前沿，指挥部队寸土必争，与日伪军血战7昼夜，有力地掩护了破路部队侧翼的安全，实现了截断正太铁路的目标。从游击战到阵地战，陈锡联让日伪军哀叹：陈部变得越来越硬了。战后，陈锡联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和不足，并整理成文字。上报后，刘邓极为欣赏，邓小平指示：“毛主席说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陈锡联是很讲学习的，让他再好好整理一下，争取发表出来供大家学习。”后来，陈锡联坚守狮垴山的作战心得发表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

　　陈锡联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战斗，刘邓经常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向干部传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这使他获益匪浅。他曾经说：“刘邓就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对我的谆谆教诲，使我思之深，感之切，闭目可观，侧耳可闻，终生难以忘怀！”

　　在百团大战期间，陈锡联经历了历次反“扫荡”中打得最为艰苦惨烈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就是发生在山西武乡蟠龙镇附近的关家垴战斗。1940年10月29日夜，刘邓指挥新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新十旅等部，将在太行根据地横冲直撞的日军一个大队包围在关家垴高地。由于日军据险固守，参战部队伤亡极大，且增援日军步步逼近。是继续打，还是待机歼敌？刘伯承主张暂时撤出，待机歼敌。一向敢打硬仗的陈锡联，内心也倾向刘伯承的主张。但是，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必须消灭关家垴日军，粉碎日军“一个大队就能在八路控制区自由活动”的狂言。这时，邓小平发话：“这是场政治仗，必须打下去！即使军事上付出一些代价，政治上反响很大，也是值得的。”陈锡联等立即执行，新三八五旅等部增兵凤垴顶方向，一日内连续进行10次猛攻，大量杀伤日军并成功扼制了日军的火力，不过，关家垴阵地终未攻克。是役，一二九师最终让日军遗尸280余具。此后，日军一个大队左右的兵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这一仗政治上影响很大，也使陈锡联对邓小平“打政治仗”的远见钦敬不已。

　　陈锡联回忆：“小平同志让我们多背一些敌人，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信任”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迫不及待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约5个师兵力陆续侵入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企图以此为插入根据地的一个楔子，尔后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中共中央及时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和切实做好相应准备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上党战役，消灭入侵长治地区的阎锡山部队。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了作战会议，进行作战部署。

　　邓小平直奔主题：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

　　刘伯承接上话题：敌人入侵上党，我们如芒在背，背上有一把刀子，背脊就发凉嘛。如不迅速歼灭上党之敌，待国民党军主力南来时，我们将腹背受敌。

　　邓小平手指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你们“三陈”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会议一结束，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三陈”抖擞精神，齐声应道：“是！”

　　上党战役的决心就此定下。9月7日，刘邓下达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陈锡联时任太行纵队副司令员，由于纵队司令员李达是刘邓的参谋长，纵队的具体指挥由陈锡联负责。受命后，他率部强攻屯留城、激战磨盘垴，至10月12日，与兄弟部队合作取得上党战役胜利。生俘阎锡山部3.1万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1945年10月，太行纵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和杨得志、苏振华(分别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陈再道、宋任穷(分别是第二纵队司令员、政委)、陈赓、谢富治(分别是第四纵队司令员、政委)并驾齐驱，时年还不到31岁。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急忙调来20多万重兵进行“围剿”，刘邓首长决定分兵对敌。当年12月，在研究作战部署时，邓小平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虑到刘伯承年纪大一些，主动提出：让刘伯承带第一纵队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以北，担负外线作战任务，自己和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方指挥所，带着陈再道的第二纵队、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留在内线作战。刘伯承说什么也不同意，邓小平少有地“独断专行”：“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况且，‘三陈’我已经留下了‘二陈’！”多年以后，陈锡联还自豪地回忆：“小平同志让我们多背一些敌人，既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信任。”

　　淮海大战，是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的得意之笔，同样也是陈锡联的辉煌之战。战役中，陈锡联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宿县的任务。宿县位于徐州、蚌埠之间，扼津浦线徐蚌段要冲，我军攻克宿县，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工事坚固、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城。总攻发起后，经一夜激战，攻占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1.1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间的战略联系。随后，陈锡联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淮海大战自己能指挥3个纵队，陈锡联生前说过：“那是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的信任与关怀！作为一个军人，独当一面谁不愿意？问题是上级会否给你这个机会。感谢小平，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邓小平发火，两次不拉陈锡联的手，陈锡联回味无穷：“小平同志批评一次，我们进步一次”

　　陈锡联回忆：刘邓每次召开会议，邓政委一般是不多讲，都是刘司令员讲话，但他一生气讲话格外多。

　　1946年9月，生俘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的定陶战役结束，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时，我军连战皆捷，战果一个比一个大，部队有些骄傲，群众纪律也开始出现了问题。邓小平决定利用战役间隙，召开一次整顿纪律的会议。

　　很快，陈锡联接到开会的通知。他原以为第一次出平汉线，就活捉了敌师长赵锡田，毛主席致电庆贺，并传令全军嘉奖，而且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大家去吃月饼的。

　　陈锡联兴致勃勃，约上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先行赶到开会地点，没想到月饼没吃上，连握手也没握上。

　　陈锡联心里咯噔一下：小平同志有个习惯，凡是心情舒畅的时候，见面总要拉拉手；凡是他要批评人的时候，从来不拉手。这次谁要倒霉呢？果然，邓小平说：今天开会不拉手，不要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

　　据陈锡联回忆：会上，刘伯承、李达和副政委张际春都相继发了言，指出部队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又开到晚上，就是不散会。匆匆吃了晚饭还继续开，反正就是批评，一直讲到快天亮。

　　回忆往事，陈锡联不禁莞尔：我看得很清楚，我和杨勇不说话，这个会就散不了。我们纵队的政委刚来，不能负责，其他人刚来，也不能负责。我和杨勇到会场外面，我对杨勇说，我不表态会就散不了，三纵的事我负责。杨勇也说，七纵的事他负责。一进会场，我们就抢着表了态。一直不说话的小平同志马上站起来说，会开到这，散会。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谁来管理重庆？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找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的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陈锡联一听，连连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

　　邓小平大手一挥：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

　　陈锡联无话可说，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他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

　　在解放初期，重庆一度是中央直辖市，除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府，还有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等好几个大机关。大家这么多年来都是农村来农村去的，好不容易进了大城市，有些人第一件事是闹房子，你占个宾馆，我占个别墅，最后房子还不够，争来吵去，陈锡联无计可施。邓小平很生气，召集几个机关的领导到他家里开会，陈锡联也去了。

　　邓小平绷着脸说：大家来了，今天我们不拉手。陈锡联一看，心想：坏了！小平要批评人！

　　邓小平叫大家先看看自己住的这座房子：房子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很旧，上下两层。刘伯承住在楼下，邓小平住在楼上。几个孩子光着脚在屋里跑来跑去，房顶还在滴滴答答漏雨。然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嫌房子不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西南，是为西南人民做点事，不是来享受的，西南人民都希望我们做点事。土匪还在，你们就想舒服？你们刚到，什么事不做就闹房子，你们想想，住宾馆、住好房子的那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大家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会开得很短，不到一个小时。一晚上，住宾馆、住好房子的人都摸黑跑了，第二天，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每当和人谈起这一切，陈锡联都感慨万千：“小平同志两次不拉我的手，但我始终认为：小平同志批评一次，我们就进步一次！”

　　“文化大革命”结束，陈锡联饱受煎熬，邓小平做出结论：“你在北京不欠账”，“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1950年10月起至1973年12月间，陈锡联历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0年10月任职)、沈阳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任职)等职。1973年12月，陈锡联与老部下李德生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到任伊始，他就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他后来回忆说：“勘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即向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就军区的作战设防、兵力部署、组织指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军区的工作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详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作了明确的指示，为军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遂行作战任务指明了方向。”期间，陈锡联还勇于落实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下大力气对军区部队进行整顿，加强了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次年2月至1977年2月，在邓小平再次落难时，陈锡联一度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陈锡联同志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由于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对“打倒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成了陈锡联心中永远的痛。但是，邓小平并没有介怀。

　　“四人帮” 一粉碎，陈锡联就与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与陈锡联拉手。“小平同志没有怪我！”陈锡联十分兴奋，他对邓小平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您了。这时，邓小平耳朵已经很背了，由卓琳在一旁翻译。听了陈锡联的话，邓小平没吭声，但看得出心有同感。

　　1978年秋冬之际，邓小平约见陈锡联，陈锡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了老首长。一见面，他诚恳地检讨：在我的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您的，是在您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我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上总可以说一句话吧，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却没有说。

　　邓小平摆摆手：“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陈锡联坦承自己存在错误与不足，邓小平宽慰他：“你在北京不欠账”，“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曾写道：“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同志对我有些看法，小平同志知道后，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邓小平一言九鼎，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在《回忆录》中，陈锡联对“保过”自己的邓小平的感激倾注在字里行间：“他……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终生难忘。”

　　1980年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号召，辞去一切领导职务，随即当选中顾委常委。1988年7月，根据邓小平签发的命令，陈锡联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陈锡联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