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邓颖超反对"妇女回家论" 引导妇女争权益(3)

　　掀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为紧密配合前方抗战需要，邓颖超带领南方局妇委或通过“妇指会”及其他妇女团体渠道，或自己组织活动，号召各阶层妇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赠钱物，积极支援前线抗战。

　　在募集寒衣上，妇委号召并组织女青年会、重庆市慰劳会、难民妇女服务团等广大妇女积极投入缝制棉背心、棉大衣、棉被、毛巾等工作。仅1938年国统区就有3000名妇女参加缝制工作，缝制慰劳袋30万个，寒衣数十万件。1939年底，各妇女团体共募寒衣50万件。1940年募棉衣款400万元(法币，下同)，夏衣100万件，还有许多鞋袜。

　　在组织献金上，1939年2月6日至14日的抗战第一个献金周中，妇女界创造了65万元的高纪录。“三八”节前，重庆妇女界又捐献63万元。1943年，重庆妇女界发起献金购买飞机“妇女号”的捐献活动，到9月止共募210万元，计献机13架。1944年12月，重庆市妇女界又献金600万元。

　　在慰劳前线上，响应南方局妇委的号召，“妇指会”前线慰劳组、妇女慰劳总会前线慰劳队、重庆慰劳分会等数百个妇女团体，收集一切慰劳品、书信、书报，派遣代表团、慰劳队、歌咏戏剧队到前线开展慰劳运动，足迹遍及浙、赣、湘、粤、晋、陕、甘、鲁、冀、察等地。据统计，仅1938年国统区妇女写的慰问信就有30万封，1939年50万封。其中南岸缝制厂女工在一封慰问信中写道：你们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与敌人拼命，你们是民族的骄傲，我们后方的同胞一定加紧救亡工作，和前方亲爱的战士们一同迈进。

　　在安抚伤员和抗属上，妇委组织国统区妇女带上慰劳品，如衣、鞋、毛巾、肥皂等到重庆附近的伤兵医院慰问。1940年元旦，妇女慰劳总会以衬衣10000余件、草鞋1600双、羊毛军毯80条及食品等分赠重庆伤员。同时，在邓颖超等人推动下，国统区还成立了“陪都辅助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不定时给抗战军人的家属购米、购布、购油，并开展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困救济、解决工作等活动。

　　抢救难童是抗战中妇女界的一大重要贡献。为做好对难童的抢救、保护和教育工作，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南方局妇委积极动员各阶层妇女和抗日救亡团体，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厂、街头以及难民收容所去宣传、抢救、收容难童，一直到保育院成立后参加保教工作。在抢运难童中，曹孟君、徐镜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前往徐州、台儿庄、郑州、开封等战地前线抢救难童近千名。杜君慧、赵郁仙、李昆源、段超人、傅淑华、齐笑尘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及爱国进步人士被派往各地保育院担任院长和从事保教工作，她们在战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难童共甘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带领他们参加劳动，变保育院为温暖的家。

　　邓颖超还十分注重发挥妇女特长，鼓励妇女们搞好后方生产，支援前线抗战。当时，迁到重庆的工厂有两百多家，纺织印染方面，女工更占多数。女工们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邓颖超鼓励她们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生产，日夜劳动，支援抗战。其中，豫丰纱厂的女工1939年底就生产纱达10000件。邓颖超还利用“妇指会”生产事业组这一阵地，推动在四川建立了松溉纺织试验区、乐山蚕丝试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等生产事业单位，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共有数万人。永川的松溉纺织实验区仅1939年至1940年就生产纱布、药棉、布匹、毛巾、毛巾毯、大衣呢、被单等种类繁多的军需品十数万磅，极大地支援了抗战。1943年7月，为提倡妇女合作生产，增强抗战力量，南方局妇委在南岸野猫溪创设妇女合作工场，生产了大量的肥皂、衬衫、短裤、布鞋等运往前方。

　　在邓颖超的引导和帮助下，国统区实业界妇女也积极创办企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周宗琼在邓颖超的具体帮助下，创办了“国防动力酒精厂”。1939年以后，周宗琼又创办了乐山沫溪河国防动力酒精厂、内江国防动力酒精第三厂。她的酒精厂开办后，承担了1941年至1946年后方邮车动力酒精的供应，并且一直为《新华日报》提供周转经费。

　　反击“妇女回家论”引导妇女争权益争民主

　　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召开全国妇运干部会，提出要妇女们“加强她们的组织，提高她们个人的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重新拣起“妇女回到家庭去”的陈词滥调，还反对妇女参政，说“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与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受此影响，国统区刮起了一股“妇女回家论”的思潮。比较突出的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发表《我的理想国》一文，极力鼓吹妇女回家，还正式在福建省内通令各机关禁用、限用女职员。1940年7月6日，《大公报》上发表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也鼓动广大妇女回到家中做回自己“贤妻良母”的“本职”。随后，喻培厚、夏英喆、莫英、林枫、沈从文等人就此问题在《大公报》、《妇女新运》(《中央日报》附刊)、《战国策》等报刊上发表争论文章。

　　邓颖超十分重视这场争论，在她的领导下，《妇女之路》(《新华日报》副刊)、《妇女生活》、《浙江妇女》都投入了这场论战。邓颖超亲自写下《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澹〉的批判》(发表于《妇女之路》)。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以妇女运动发展史为线索，一针见血地批评端木的妇女观就是主张“把妇女赶回家去”，“鼓励一般家庭的妇女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这些旧调重弹，决非偶然，不仅表现了端木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悲观失望、消极倒退、腐朽自私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抗战悲观失望、无自信心，企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消极情绪和一年来复古倒退逆流在妇女问题上的蔓延。文章的最后，邓颖超真切地号召妇女必须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每个中国男女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

　　沈兹九、胡子婴、葛琴以及许多社会人士也都发表文章批判“妇女回家论”。最后，周恩来亲自写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把“母职”和“贤妻良母”区别开来，指出“贤妻良母”或“新贤妻良母”的实质，都是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周恩来的文章把斗争锋芒引向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争取妇女就业提供了理论武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

　　抗战时期，中共和各党派进步人士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国民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参政会，制订宪法、实施宪政。受此鼓舞，国统区广大妇女也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但国民党女参政员借口人民愚昧、无知，公开反对宪政。

　　邓颖超直接领导和推动妇女宪政运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南方局妇委通过“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在重庆共召开了七次宪政问题座谈会，讨论了“宪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宪政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促进宪政运动和争取妇女参政问题”等，参加的人数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并在各妇女团体联合举行的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和介绍苏联妇女参政情况。她还发表《妇女大众应拥护各省市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参政会与妇女》等文章，指导妇女宪政运动的开展。邓颖超要求女参政员不仅要代表人民的意见，尤其要替最受压迫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第一、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女参政员们为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一些提案，如《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案》、《请政府命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等，多数获得大会通过。

　　邓颖超的正确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李德全、史良等人严厉批驳由沈慧莲主持纠集30多人发起组织国民大会竞选会，李德全还拒绝接受该会理事的职务。重庆妇女界104人发表了《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实行民主，成立全国人民的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广西桂林、云南昆明、四川成都等地的知识妇女也召开了多次宪政座谈会，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有关文章。

　　这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破坏，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但使大后方妇女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所谓“宪政”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只有中共才是真正主张实现民主政治、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党，从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赢得了民心。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邓颖超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以她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以及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积极地引导和推动国统区妇女大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懈努力，对妇女解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批判和斗争，使妇女运动在错综复杂的国统区方向明确、方法灵活、成效显著，成为她革命生涯中灿烂的华章，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作者黎 余 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