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邓颖超反对"妇女回家论" 引导妇女争权益

　　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从苦难中觉醒，“以英勇的姿态出现在抗战的各个工作部门”，并“表现了惊人的成绩”。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一些妇女界领袖的提倡、宣传是分不开的，邓颖超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邓颖超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直接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妇女工作，为维护妇女统一战线、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救亡、抢救保育难童、推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等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成为国统区妇女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

　　推动国统区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38年初，中共长江局由邓颖超、孟庆树等人成立了妇委会，对外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妇委会刚一成立，邓颖超便积极投身到倡导建立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中。

　　当时，聚集在武汉的各界妇女领袖或各自为政，或怀有成见，为打破妇女运动中“存在的派别成见、门户狭隘等等观念”，邓颖超充分利用《妇女生活》、《战时妇女》等进步杂志积极展开宣传，倡导妇女运动“要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在各阶层各界妇女中进行精诚团结，建立亲密的合作，集中注意，集中力量，去打击与战胜日寇”，“由各界妇女运动中领袖与领导者，迅速促进妇女工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对全国妇运的领导”。她还经常邀集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曹孟君等人，就如何开展妇女抗日工作交流情况、沟通意见，并逐渐形成了在妇女界有影响人物的核心座谈会。在邓颖超的积极活动下，聚集在武汉的妇女界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和隙怨，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

　　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工作，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与具有执政优势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关系。邓颖超十分重视建立同宋美龄的统战关系，拥护其领导妇女界团结抗日。1938年1月24日，在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带头签名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上，为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领导，邓颖超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保育会工作，宋美龄欣然应允。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由宋美龄任理事长，理事会包括了国共两党、救国会、宗教界及各方面的爱国妇女，形成了国统区妇女界初步的大团结。5月，宋美龄召集各党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及代表人物在庐山举行妇女谈话会，邓颖超、孟庆树亦应邀参加。

　　邓颖超等人还支持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改革计划，并帮助其改组、扩大，使之成为国统区公开合法领导动员全国妇女抗战的统战组织。其中，宋美龄担任指导长，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4名中共党员被选为指导委员。“妇指会”的成立，实现了各党各派各方面妇女的大联合，当时经常参加联席会议的有30多个妇女团体，与全国各地经常联系的妇女组织就有258个，真正具有并体现了抗战中妇女界统一战线的性质。

　　努力维护“妇指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在妇女统一战线内，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对抗日救国工作积极支持，对中共和其他进步人士也比较尊重，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宋美龄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取决于蒋介石的总体部署。随着国民党抗战政策的调整，宋美龄基于阶级立场和家族关系，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以邓颖超为首的南方局妇委(1939年3月下旬成立。1940年10月，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下设妇女组，工作由妇委兼)决定对宋美龄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坚决抵制。

　　“妇指会”成立后，宋美龄一直试图通过它来控制全国的妇女运动，邓颖超便联合史良等妇女界老朋友商量对策，一致同意要打着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旗帜，既承认“妇指会”，又要争取领导上让爱国力量仍占优势。经过协商，理事长仍由宋美龄担任，但理事会扩大了，邓颖超担任副理事长，共产党员张晓梅、廖似光、卢竞如、张玉琴为理事会成员；在机构设置上，秘书处、财务部这两个部门在宋美龄的秘书张蔼真直接掌管下，其他组织、宣传、保育委员会等部门则掌握在南方局妇委或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手中。

　　“妇指会”中有一个顽固势力的代表陈逸云，她在联络委员会召开的妇女团体联席会上经常和进步人士唱反调；在文化事业组主办的各种刊物上，又千方百计企图塞进反共言论。不仅如此，陈逸云还对进步人士进行监视、造谣、污蔑，甚至向“妇指会”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派遣特务，妄图发展特务组织。对此，邓颖超强调指出：“训练班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关键问题在于争取青年。因此，在课程安排，聘请教员，组织辅导学员学习方面，决不放弃领导；而对三青团员和军委战干团的学员则不应歧视……对她们必须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至于对待个别特务，则发动学员予以揭露。”

　　1939年夏，宋美龄指定陈逸云、刘清扬共同负责妇女训练班第一、二期学员编成乡村服务队撤退到湖南。陈逸云趁刘清扬去重庆工作之机，在服务队中大肆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压制破坏服务队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时，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差，队员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陈逸云等漠不关心，不予解决，引起队员的强烈不满和思想波动，不少人离队而去，造成服务队大量减员。1939年冬，当这批队员调回重庆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中共党员团结进步力量，巧妙地推动队员们对陈逸云进行揭发。由于有切身感受，队员们在发言时甚至声泪俱下，形成了对陈的控诉。这完全出乎陈的意料，感到下不了台，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妇指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势力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妇指会”，一大批工作人员和服务队员被送往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或三青团受训，其中不少人加入国民党。一些中间人士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不敢再任用进步女青年，对于原来由联络委员会联络的进步抗日团体，也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为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加入国民党或当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等。“妇指会”由此难以继续发挥妇女界团结抗战领导机构和活动阵地的作用。但由于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并没有完全破裂，南方局妇委仍然留下了部分共产党员，她们联合一些进步人士，以隐蔽的方式起着进步的影响，使“妇指会”成为一个从事抗战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民众团体，始终有别于国民党妇委及其所操纵的妇女会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