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邓颖超反对"妇女回家论" 引导妇女争权益(2)

　　为推动妇女抗战鼓与呼

　　邓颖超十分重视对广大妇女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她指出：“从中心的大城市到落后的乡村，在每个偏僻的角落里，都要去进行唤起妇女大众到抗战中来。”

　　每当“三八”妇女节或者重要的历史节点，邓颖超都要发表文章或讲话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理论指导。她先后于1939年发表《纪念“三八”节开展妇女运动》、《检讨“三八”节工作以增进妇女运动的更好开展》、《二期抗战中的妇女运动》，1940年发表《坚持抗战与动员妇女》、《目前形势与妇女》，1941年发表《“三八”的献词》，1942年发表《动员太平洋上各国妇女积极参加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43年发表《今年妇女运动的方向》、《加强妇女动员》，等等。这些文章或讲话及时总结妇女运动的经验，纠正已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指出新的工作方向，对国统区妇女运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把抗日宣传推向城乡，邓颖超通过“妇指会”的乡村和工厂服务队在农村和工厂进行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纪念“三八”节、“八一三”事变等发动各界妇女。1939年“三八”节，在重庆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各党派及爱国进步妇女，其中包括女学生、女教师、女公务人员、女工、农妇和抗属等5000多人，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只有把妇女的伟大力量组织到民族的抗战中，才能迅速获得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在她的领导下，南方局妇委还联合一些妇女团体，派出演出队、宣传队，深入到城市的街头巷尾和一些农村场院，通过唱抗日歌曲、发宣传传单、作抗日演讲、演抗日戏剧等方式，鼓舞民众。

　　不仅如此，邓颖超还借助进步力量，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进步的政治主张。当时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两个进步女记者，南方局妇委开会经常邀请她们参加，主动和她们研究工作方针，并请她们写新闻报道，通过她们把党的政策传到各省各地的“妇指会”。同时，邓颖超与一些国际反法西斯女战士交往，通过她们向外界真实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邓颖超多次和史沫特莱一起研讨中国妇女解放和国际妇女运动诸问题。史沫特莱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妇女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加强了各国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同情。又如，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先后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对日广播宣传，揭露日本侵华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邓颖超鼓励她“我们并肩战斗！”绿川英子也经常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妇女英勇抗敌的感人事迹，称颂中国妇女“创造了史实，为妇女运动增添了光彩”。

　　广泛团结和争取妇女界朋友

　　抗战期间，邓颖超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妇女界领袖除经常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保持着密切的个别联系，同她们交心谈话，凡遇到重大问题都和她们商量，听取她们的意见和建议，互相支持和配合。沈兹九因拒绝宋美龄要她参加国民党的劝导，引起宋的不满，沈兹九一怒之下离开了“妇指会”。事后，邓颖超向她指出：“这是一种意气用事的做法，对统一战线工作是不利的。”这种坦荡的胸怀和严厉的批评，使沈兹九心悦诚服。

　　由于邓颖超等人对进步妇女领袖们真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使她们真心实意拥护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些人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支持中共的事业，保护中共同志。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搞了一份“共产党危险人物”黑名单，准备分批逮捕，其中一部分还要秘密处死。一位党外朋友得到情报后，立即设法转告邓颖超、张晓梅。邓颖超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对黑名单上的一批进步妇女，逐一研究了转移方案，并进行周密安排，在地方党组织和进步朋友的帮助下，使她们安全撤离，得以脱险。

　　邓颖超还十分关心“妇指会”等妇女团体的非党进步人士和青年女干部的成长，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困难，注意保护她们的安全。这些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以“小姑”作为邓颖超的代号，把到曾家岩50号或到红岩村与妇委会的同志见面当作“回娘家”。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

　　为争取所有赞成抗日、热心妇女工作的中间派人士，邓颖超指出：“我们不能关门主义，不能急躁图痛快，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还说：“中间分子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争取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开会，通过决议，首先要做好中间分子的工作，使她们支持赞同我们。我们一些经延安来的同志，往往看不惯中上层妇女的衣着打扮，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从政治大事着想，不要计较生活小事，有些要人的太太们，能争取她们同情我们，可起到别人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兼儿童保育组组长陈纪彝，都是爱国的基督教会派人士。她们热心于抗战事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富有实干精神。在政治上，她们则希图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尊重的。邓颖超不仅亲自同她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指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尽力支持她们的工作。如中共党员冯光灌长期担任总干事室秘书，成为张蔼真的得力助手；中共党员徐镜平担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与陈纪彝配合默契，深得陈的信任。由于重视对她们争取团结，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她们对共产党往往能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后来，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妇指会”不少中上层人士逃亡台湾，张蔼真却去了香港。行前，她还叮嘱“妇指会”中愿意留在大陆的原总务组长谢兰郁等人，保护好财产账目，等待共产党的妇女机构来接管。

　　1940年春，经邓颖超提议并推动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学文任副主任，邓颖超、张晓梅、黄静汶、陆慧年等人任委员，都是中共党员或左派人士。中苏文协妇委会经常组织召开中苏妇女联欢会、联谊会、学习报告会、座谈会，举办妇女儿童书籍、图片展览会或电影招待会，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妇女和少年儿童。皖南事变后，邓颖超等人积极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便以中共党员骨干为核心，形成了十几个小型的学习小组、读书会、座谈会等，每周或双周聚会一次，交流彼此了解的政局情况，传阅进步报刊或小册子，讨论当前形势或妇女本身的问题，并共同参加各界人士组织的进步活动。1944年，在南方局妇委的推动下，在这十几个小型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半公开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国统区民主妇女运动的重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