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与中国：曾陷入“毛派分子案”(3)

　　与中国的特殊缘分

　　在《1985》中文版的序言中，道洛什提到了与中国的特殊缘分。在莫斯科读历史系的时候，他的第一篇俄语论文写的是“赤眉绿林起义”。

　　而他在苏联求学时的所见所闻让他发现现实与苏联官方宣传大相径庭。他开始与过去的中学同学成立了非法的“中国之友”团体。正是这个团体，让他们陷入了1968年的“毛派分子案”。

　　他回忆起最初接触到中国共产党，“普尔·久尔吉是我最好的朋友，1963年，他19岁那年，找到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就时事问题与他们讨论，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是‘反苏修的’。中国外交官们用茉莉花茶接待了他，并送给他匈牙利语和俄语的《人民日报》文章及《北京周报》，告诉他中方的态度(当时匈牙利和苏联媒体不报道中国的观点)。一周之后有人传言，普尔受到匈牙利内务部的监视。”

　　当时的匈牙利仍然跟随苏联模式，而了解苏联现实的道洛什钦佩中国敢于同“老大哥”翻脸。“今天已经很难判定，是什么让我们将毛泽东主义视为纯洁而虔诚的理想(就像许多红卫兵一样)，又是什么让我们对‘反苏过度’感到不满。比如文化大革命，我看到许多东西值得争议，有时给我的印象是，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假面狂欢。比如说，我不喜欢林彪在红宝书扉页上写的话，他叫人们死记硬背书中的片言只语；然而我很喜欢书中那些诗化的比喻，比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68年，道洛什和他的朋友们遭到指控，当时被称为“毛派分子案”。道洛什本人遭遇了长达7个月的审讯。“作为青年诗人，我在被告中最有名。在法庭阶段，公诉人和法官试图让民众感觉到，他们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司法公正，我们则是拦路抢劫的恐怖主义分子。”40余年后，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起案件中，主要被告被判处两年半刑期，但获释后仍被内务部搅得不得安宁，最终于1975年流亡国外，直到1989年仍没能回到匈牙利。与朋友们一起经历的这一切或许从侧面激励了道洛什创作了《1985》。“我被判了七个月徒刑缓期执行，但禁止我出书长达19年之久。现在我怎么回头评价当时作为毛派分子的我？我相信了某种后来被历史批驳了的东西，但我对那些岁月并不后悔，因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虽然远离了政治说教，但我对中国的好感持续至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感谢《1985》译者余泽民协助采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