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

　　1959年6月20日 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技术等方面给中国以援助。这一规定的执行在最初几年中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如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则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向中共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苏方背信弃义的作法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

　　1960年7月16日 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片面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中国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苏联专家分布在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及部门。他们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艰难的困境。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

　　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会晤结果发表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协商会晤公报》。公报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声称要“积极而全面筹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

　　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