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青铜神树 跨越90年的三星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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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青铜神树 跨越90年的三星堆考古
从1929年发现玉石器开始,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接力工作,让三星堆文物重现光彩
青铜神树——它赢得了人们足够久的目光,和一个好听的名字。枝条弯弯地上扬或下垂,立着昂头的鸟。一条龙只剩半个身子,头朝下地悬在树干旁。
它曾被打断成上百片、被火烧、被虔诚的人们掩埋,寻它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终于,它被发现、被一丝不苟地呵护、被小心地修补。
人们用六七年的时间才还原出一副残缺的肢体,它重心不稳,靠着三根细绳索的牵引,傲然站在博物馆一圈灯光的中央。
现在,这条龙的尾巴或许有机会找到了。不久前,在三星堆,也就是神树躺了三千多年的地方,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六个祭祀坑,金面具,铜人顶尊……
它们离当年神树被埋藏的位置并不远,有人期待,能挖到神树的残片。尽管,另一种可能是,消失的那条龙尾或许早就摆进了历史深处,再难被找到。
神树初现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顶层的展厅,一块展板上标记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纪要。暗色的背景里,能辨认出不少戴着手套、在田地里挥舞长柄钁头的人,也有人俯下身,仔细观察。
一条坐标轴横着生长出来。它始于1929年,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最后一个坐标落于2019年12月,一、二号祭祀坑旁发现三号坑。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会上公布,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展板上那条坐标轴将再次被延长,而人们期待着再次发现青铜神树的残片。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棵残高3.96米的青铜神树,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它的碎片被发现于1986年的广汉,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
青铜神树的发现是个偶然。
1984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上,四川省考古队长赵殿增将近年来三星堆的发掘作了专题汇报。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说,“这才是巴蜀文化。”从此,三星堆考古成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有机部分。
1984年至1985年,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大体摸清了12平方公里的遗址分布范围,并建立了考古工作站,陈德安、陈显丹(人们称为“二陈”)成了领队。
1986年初,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找到赵殿增,想要把考古学生的实习地点安排在三星堆。赵殿增正为人手不足发愁,又和林向有过良好的合作经历,一拍即合。3月,林向作为领队带着84级考古班来到三星堆,这次挖掘有2名老师、2名助教和20多位同学参加,围绕三星堆两侧、分三个区,“是当时三星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林向说。
据赵殿增介绍,6月结束时,发掘面积达135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等数百个遗迹,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标本。
但他们和后来震惊世人的一、二号祭祀坑擦肩而过。
1986年7月18日,广汉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做砖坯时,无意中挖到了三星堆一号坑的一个角,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石器,随后,考古队组织了正式发掘,一号祭祀坑正式与世人见面。
仅仅一个月后,1986年8月14日,砖厂工人杨永成在取土时、挖到了一个青铜头像的耳朵,杨永成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他感觉是个文物,就向考古队汇报。
至此,二号祭祀坑重见天日。三千多年来,青铜神树一直被埋藏在里面。
2019年12月20日,纪念三星堆发现90周年大会在四川广汉举行。曾作为实习学生参与1986年挖掘的朱章义(现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和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忆起当年。
那时,朱章义什么也挖不到,看到不远处的同学一直在出土陶片,他很着急,霍巍便说,“要不你也去那挖一挖?”
事实上,两人说话的地方,距离一、二号祭祀坑不过几米远。“要是你当年跟我说‘继续在这挖挖吧’,说不定那次我们就发现(一、二号坑)了呢。”朱章义打趣道。
重塑神树
实际上,青铜神树出土时是一二百片破碎的青铜,没人知道这些将组成什么。
“全是碎片,和泥土混在一起。”今年74岁的文物修复师杨晓邬仍能回忆起30多年前的场景。他介绍,古人把精美的祭品敲断、火烧,然后埋进土坑,交付给神灵。而几千年后,这成了给文物修复师们出的难题。
从开始修复文物起,杨晓邬见过太多青铜器,但面前的这堆碎片还是让他皱眉。“没有出土过类似的,也没什么资料可查,这怎么修?”他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些圆杆和弯道。
将较粗的圆杆放在一起,再把剩下的拼对,杨晓邬大概能感觉到,这是树的形象。因为器物体型太大,修复室容不下,就在室外搭棚进行拼接,这个过程在专业术语中叫“预合”。
修复青铜器,要根据碎片上的断茬口进行拼对,腐蚀不厉害、铜质较好的,可以用“锡焊”——这是从宋代就有的青铜器修复焊接方式;锡焊不了的,就粘接,再把多余的胶打磨平整,再做旧、做色。
太阳器、眼形器、铜尊、铜罍被一个个修复好。那座青铜大立人出土的时候,拦腰断成了两截,方形底座也瘪了进去,杨晓邬把凹进去的部分一点点敲出来,这很考验技术,一不小心就会破坏文物。锈蚀严重的底座撑不起立人的重量,他就在里面加了个铜座。
一尊尊青铜头像也现了真容。有的戴着一层金面罩,时间让铜头和金面之间生出一些氧化物和泥土,杨晓邬仔细清掉。“把铜头修起来,再把金面还原上去。”金色映着青灰,那是一张刚毅而肃然的脸。
而那棵青铜树,从根部开始“预合”,历时六七年,在杨晓邬等多位文物修复师的巧手下,大体恢复了其本来面貌,重新变得灵动起来。
这个被命名为1号神树的镇馆之宝,被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最后一个展厅中央,代表着古青铜器制作的巅峰。
朱亚蓉对神树的感情很复杂。这是最能美进她心坎的器物,也是最让她挂心的展品。
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现任副馆长,早在1996年博物馆尚在筹建时,朱亚蓉便来了这里。她还记得布展时给神树装玻璃柜的艰难。“树很大,将近4米高,展柜将近6米高,玻璃特别长,十几个人才把一块玻璃拉上去。”
圆形的底座上,分成三段、套接而成的圆杆状树身向上延伸,生出九根弯弯的枝条,或上扬或下垂,向上的枝上立着一只昂头的鸟,一条龙只剩半个身子,头朝下地悬在树干旁侧,尾部缺失。
这是一棵仍然残缺的青铜树。
残缺的龙尾
现在,残缺的龙尾或许有机会找到了。不久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附近,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黄金面具、顶尊铜人、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2019年12月2日14时13分,正在开会的冉宏林收到同事发来的一张图片:灰黄的土里露出一条窄窄的青绿色。
“出现铜器。坑内。”对方简短地说。
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公布,提到要对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从那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在遗址布了探方,发现两大祭祀坑33年后,开展了新一轮勘探工作,初步探到了方型坑的迹象。
冉宏林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哪里出土的?就是那个坑?”他消息回得很快。
那个坑,后来被确认为三号祭祀坑。
“搞清楚先。不要声张……今年不得发掘,明年才能系统发掘。下一步就要回填,打围,升级安保体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们慢慢发掘。”冉宏林压着内心的激动嘱咐着同事。
2021年1月,三号坑的工作舱建好。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小房子,可以调节现场环境的湿度和温度,让器物出土后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每个祭祀坑都配了工作舱。这一次,不仅四川大学的学生来到了这里,北京大学、上海大学都来了队伍,四川省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1986年发掘两个坑是抢救性发掘。已经挖到东西了,就抢救回来、记录清楚、保护好就行了。”赵殿增告诉记者,那时,人们对于坑周边区域的状况并不清楚。“现在才挖,我觉得是个最好的机会,当时挖掘条件和研究条件都差,那时候挖就更乱了。”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作为三号坑的发掘负责人,带领学生下坑发掘。
开始先挖填土。“表层是比较黏的黏土,再下面有沙土”,发掘人员拿着手铲、钁头,一天八小时工作,每天下坑前都要从头到脚穿上一整套防护服,防止“污染”器物,“坐在上面做记录、做一些文案工作的话还行,因为有空调。但是如果下坑干体力工作的话,那还是很热的。”
来现场3个月,徐斐宏明显感觉到,这次考古在技术和理念上的进步。“从系统的理念上来说,发掘和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取样同步进行,很细致,提前配备了一个很完善的发掘系统,对我来说是一段独特的工作经历。”
到3月16日,坑里的填土层被挖完,更多的器物显露出来。目前,这个长约5.5米,宽约2.5米的三号祭祀坑,已出土了约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其中包括器型罕见的“铜人顶尊”——这口尊在肩部四周装饰有4条飞龙,沿尊口游动而下,铜人双手呈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了一起。
人们总是对这类造型奇特夸张的青铜器印象深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认为,这或许使大众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产生了一定偏差。“不能说这是外星文明,那是开玩笑,异想天开的娱乐和学术研究要分开。”
“这次新出土的文物是对古蜀文明直接的资料补充,包括它的物质文化和宗教信仰。”徐斐宏认为,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因为古蜀文明和中原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其实还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明,最后,在秦汉的时候,它被吸收、变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目前,徐斐宏等考古挖掘人员正在配合文物保护中心进行器物提取。
接力修复
2021年3月21日下午,3号祭祀坑旁,杨平有点紧张。
他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修复师。那天,杨平跟着师傅郭汉中来到挖掘现场,准备提取青铜大口尊。他害怕自己出纰漏,一旁的摄像机也让人发毛。
趴上吊架操作台,一点点下落进水分充盈的坑,看到那口被泥土包裹、有些残破的铜尊离自己越来越近,杨平突然踏实了。他按照烂熟于心的操作流程,依次把保湿材料、塑料薄膜和3D打印出来的硅胶保护套仔细地贴上去,心里想着,“要像拓片一样贴实”。
上来后,那股紧张感又跟着涌了上来——“刚才我是不是没贴好?”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这次考古中,提取这一环节交给比考古人员更懂文物保护的修复师进行。提取完成后,并不急着进行修复,而是要先将相关信息和资料详细地登记好。
青铜神树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人们无法知道它当年到底碎成了多少片。
“当时条件没这么好,买个胶卷都很难,也没做过记录,不像现在,修任何东西,重量、尺寸、照片、断茬口等,资料都是清楚的。”郭汉中说道。二号坑被发现后,白天围观的群众太多,为了安全,考古工作者在夜里把坑里出土的器物送进库房。
但郭汉中很幸运,一、二号祭祀坑里的器物,让他从学徒工成长为修复大师。
1984年,四川省考古队来到三星堆遗址,就住在周边村子的郭汉中家里。这个年轻人想要找份工作,便在考古工地上打起了“零工”——协助队员做地层考古,“两块钱一天”。也是这个机会,让他认识了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复大师杨晓邬,跟着学起文物修复,还成了杨晓邬挂在嘴边的“最得意的徒弟”。
后来,杨晓邬在大学里开设了“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杨平是他的学生之一,也是班里的班长。
杨平喜欢历史。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文物可修,杨晓邬只能“买一批碗,打碎,让学生进行模拟修复”。
2012年大学毕业后,杨平师从郭汉中。郭汉中告诉记者,“搞传统修复基本上都是师徒制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因为修复涉及面太宽广了,各种各样的技能都要会一点。”
杨平也发现,实际操作和大学里的理论学习“还是有很大出入的”,修文物是“因物而异”。在郭汉中眼里,和老一辈人比起来,这代年轻人的理论知识虽然强,但动手能力差了些,“还是得从头做起,在实践中锻炼。”
郭汉中对自己要求高。“技术永远也学不完”。他最重视的是“可逆”的原则,意思是在修复中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被还原、被拆除的,文物可以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被修复,“使用的材料和手段,尽量不要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现在焊接都是‘采点’,尽量保留断茬口,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拆掉,断茬口还在,原来会把断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这些年,郭汉中见证着文物修复技术的变化。新科技的融入固然带来了一些技术手段的进步,但在这个行业中,修复师的经验至关重要。
“我们粘出来的缝隙,总是没有师傅处理得好。还有那些变形严重的青铜器,可能师傅一两天就能把问题解决,我们要多花几倍时间。”在杨平眼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出师的行业。
对于新出土的文物,杨平有期待,“能参与修复是最好的”,但他并不着急,“跟着师傅,好好看、好好学。匠人只考虑匠人的事情,作为一个修复师,只能说努力把自己的手艺练得更好,经验积累得更多。”
而杨晓邬有着另一种期盼。
他保留着一个相册,里面是三星堆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那些器物像是他的“孩子”,他能清晰地记起每个孩子“受伤”的位置和重生的过程。
“1986年出土的那些,90%都修完了,没修完的是因为有的残片还没找到。这次三号坑到八号坑,或许和此前一、二号坑有关系,有些器具的残片可能在接下来的挖掘里找到,这都说不好。”他希望找到1号神树的残片。
那棵神树本该更高一些,而且是对称的。但因为残缺,现在重心偏向一边,杨晓邬在神树顶端加固了绳索。当被问到,如果找到了残片,他是否还要参与修复时,杨晓邬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要修”。
他望着树旁那条残龙的手掌,“那是我的心血,没有修完整,总觉得有些遗憾。”
杨晓邬欣慰的是,汶川地震时,广汉震感强烈,他在监控视频里看到,青铜神树左摇右晃,“完全跳了起来,都没有坏。”
新京报记者 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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