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高原驻训官兵对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在高原挺好的”

　　■李江辉 于 童 赵金山

　　同一句话，不约而同在高原官兵中“流行”

　　部队刚上高原驻训时，新疆军区某团警卫勤务连通信员李欣程有些“不适应”。

　　一是高原反应强烈，头晕头痛，四肢乏力，每迈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夜里难以入眠；二是驻训地没有手机信号，官兵和家里联系困难。

　　作为暖心工程，连里的一部座机被用来让官兵与家人联系。座机安装好那一天，试机的李欣程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为掩饰自己急促的呼吸，他提着气只讲了几句就挂掉了电话。通话时，他说了一句：“我在高原挺好的。”

　　当时，李欣程没有细想怎么会说出这句话。他也不会想到，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有那么多战友和他一样，通过这部座机说出这句话。

　　“我在高原挺好的！”该团指挥通信连四级军士长郭国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这样说。语速不快，声音里透着轻松。

　　每次通电话他都会先问家里情况，一问，妻子就会多讲一些。知道家里一切都好，他悬着的心也落了地。妻子问他的情况，“我在高原挺好的！”他总这样说。

　　妻子分娩，他没能在身旁，这让他多了一份歉疚。于是，他尽量不让妻子替自己担心，权当一种补偿。

　　驻训地氧气稀薄。虽说一直在服用抗高原反应的药，他还是发现有时说话会“断片”。

　　好在，郭国钖提前有所准备。上高原前，他就从上过高原的老兵那里“取过经”。此后，郭国钖开始“调整”自己。

　　与妻子交谈时，他有意放慢语速。刚开始时，妻子还有些奇怪。过了几周，妻子就渐渐适应他这种“成熟了许多”的语速了。

　　等到真正上了高原，他的努力成效显现。每次与妻子通完电话，他都有些小小的满足感——没让妻子觉察到自己呼吸时的异样。

　　外出途中，在手机有微弱信号的地方，警卫勤务连指导员白存存也常常会说这句话。

　　白存存与妹妹白玉琦年龄相差较大。从小时候起，妹妹就非常“黏”他。从考入军校到来到部队，妹妹的“黏”没有减少一点儿，不是打电话就是发微信。对白存存来说，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自从白存存随部队上了高原，接妹妹电话的次数就少了许多，接时也经常是这3句——“家里怎么样”“我挺好的”“没事我就去忙了”。和打电话相比，白存存回信息的次数更多一点，内容很多时候就一句话：“我在高原挺好的。”疑惑之余，妹妹还是觉得高兴：哥哥平安就好。

　　“不想让家里人知道高原环境的艰苦，不能让他们操心。”“但平安得报，免得家里人担心。”于是，在高原上有手机信号的路段，白存存很多时候会选择“速战速决”——发一个信息。

　　或是受其他战友感染，更多时候是发自内心，不经意间，这句话，就这样在高原官兵中“流行”开来。

　　“我在高原挺好的！”今年中秋节前，借助团里的视频会议系统，该团火力营四级军士长、炮手王滨看到了许久未见的父母妻儿。

　　看着父母的笑脸，感受着6岁儿子因考了班级第一名的喜悦，王滨特别开心。这种开心之中既有和亲人“团圆”的喜悦，也有一种由衷的自得——之前的“功课”没有白做。

　　由于与火炮长期打交道，王滨手上的油污已渗入手指开裂的缝隙中。风吹日晒，他的脸颊也渐显“高原红”。打电话不用顾及这些，但这次，团里组织的是远程视频通话，可不能“露馅”。

　　去视频会议室前，王滨打了一盆温水，双手蘸上洗手液，认真揉搓起来，还特意拿出配发的高原护肤霜，细细地在脸上涂了一层。之后，他才戴正帽子，大步走到远程视频的镜头前……

　　高原就像加速器，不少新兵说着这句话突然就长大了

　　“我在高原挺好的！”以前，该团三营火力连上士邓伟琦一度以为，自己不可能用真诚而平常的语气对母亲说出这句话。那时，他接母亲电话，常带着一种叛逆心理——果决说出唯一的这句话后，便不由分说地挂断电话。

　　8月，山东威海。邓伟琦的母亲孙淑芬吃完晚饭，将碗筷收拾停当。这时，手机里传来《打靶归来》的歌声——那是母亲为儿子设的专属铃声。

　　听儿子说在军区组织的迫击炮考核中打出了十发全中的好成绩，孙淑芬笑着笑着就抹起了泪：儿子一下子长大了。

　　改变发生在上高原后。和其他战友一样，邓伟琦一上山就被高原反应“缠”住了。似睡非睡的状态让他很不适应。听着旁边战友与他们母亲的交谈，感受着母亲们一再叮嘱时的那种疼爱，邓伟琦突然想家了。但这时，邓伟琦才意识到，母亲打来电话的次数少了。

　　母亲再打来电话时，邓伟琦开始静静地听母亲讲，不时还回应几句。那时，他突然觉得，母亲的“絮叨”是那么温暖与贴心。

　　通话时间并不长，快挂电话时，母亲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知道自己唠叨，正在尽量改。”这让邓伟琦的心头一酸。

　　想着家里相框里自己身着军装的大照片，以及母亲以他的照片为壁纸的手机屏幕，邓伟琦从那时起理解了母亲。

　　一次，母亲无意中提到人武部来邻村送喜报的事。“我也要让母亲感受这份荣耀！”放下电话，邓伟琦开始了自己的“士兵突击”。于是，就有了这次迫击炮考核中的十发十中。

　　孙淑芬当然不知道邓伟琦为此付出的努力，这也是邓伟琦一直在刻意避开的话题。

　　某新型迫击炮的配发，使邓伟琦和战友的训练按下快进键。白天训练强度很大，到了夜里，邓伟琦不忘为自己“加餐”——反复琢磨新型迫击炮的“脾气”。遇上大风天气，邓伟琦更来劲儿，一遍遍练操炮动作，琢磨风速对射击精度的影响。

　　那段时间，他的脸被紫外线灼伤，手指被划出一道道口子。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邓伟琦终于攻克了难关。

　　“高原就像加速器，不少新兵说着‘我在高原挺好的’这句话，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团政委杨小刚说：“这也是很多带兵干部的感受。”

　　作为刚走出军校的干部，该团工程防化连新排长胡计忠涵觉得，自己适应部队“会有一个过程”。缺乏基层带兵经历的他，很担心处理不好与战士的关系。但与家人通话，他从来不提这些，而是经常说“我在高原挺好的”。

　　高原上的一次抗洪抢险，让他的成长突然“拔节”。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胡计忠涵带着党员先锋队冲在前边。夜色如墨，无法分辨堤底情况，胡计忠涵没来得及穿防水裤，带头跳进水中找缺口。河水冰冷刺骨，加上动作过猛，让他喘气更急，甚至眼冒金星。

　　险情排除时，已接近下午5时，胡计忠涵精疲力尽。一名战士拿来一双干鞋递给了他。从那以后，连长赵玉涛发现，战士们和胡计忠涵的关系一下子近了。

　　“妈妈应该更喜欢现在的我！”警勤连下士高远说这句话时，眼睛里满是自信。

　　部队驻训高原之后，高远像猛然变了一个人。现在的他，不仅是排里体能加练小组的 “小教员”，在大强度训练中，还经常主动向战友伸出援手。但上高原前，高远的训练成绩并不出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高原成就了高远。”警卫勤务连连长张道鑫说，高原环境对我们连所有人来说几乎都是新的。这种新环境，客观上给官兵设定了新起跑线。高远就是那种抓住了机会的战士。

　　登山、负重三公里体能训练……高远每天顶着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感坚持了下来，并最终把高原“踩在了脚下”。高远说：“在这里，我找到了自信。”

　　和很多战友一样，高远在通话时，也只愿意与家人分享自己努力的成果。对自己经历过的艰辛，他们大都还是那句话“我在高原挺好的！”

　　这种现象，该团某营教导员曾权认为，体现着官兵们的成长与蜕变。他更高兴的是，这样的变化，正发生在更多战友身上。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让家人放心，也是让祖国放心

　　“界碑旁，和路边的红柳站在一起。和红柳一样，我深深地把根扎入边疆的泥土。红柳也和我一样，不曾退缩半分。从春夏到秋冬，它绿色里掩饰不住的红，渐渐爬满了我的心。”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一名士兵写下的这几句诗时，该团政委杨小刚心头一热。高原红柳很普通，却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在高原驻训的官兵能够与家人分享的东西很少，他们的努力与付出都在亲人视线之外，却从来没有停息。两者何其相像！

　　有时候，人们刻意强调的东西，往往是因为还不曾拥有。这句话显然也适用于初上高原的官兵说出“我在高原挺好的”时的情形。

　　这是一次日常巡逻。天蒙蒙亮，该团防空连中士石强与战友们穿戴好装具就出发了。从营区出发，爬一段1千米的陡梯，再攀一段百余米的陡坡，然后就是正常路段。

　　在平原，这不过是一抬脚的事。但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一切都变了样子。石强还记得起初的情形。一出营区，风就大了，每迈一步都很吃力。爬陡梯时，几名新兵明显体力不支，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吸口氧，然后再继续前进。

　　攀陡坡时，石强率先到达坡顶，扔下一根绳子。战士们拉着绳子攀登，“喉咙里像扯着风箱”一般地喘着粗气，但还是“觉得嗓子里塞着什么东西”，没法呼吸到太多氧气。

　　三营火力连某排排长郑成恭还记得刚开始时在高原上跑步：“胸闷得不行，太难受了。”那时，强烈的紫外线和打得脸生疼的风沙都不是事了，一趟跑下来，他只觉得浑身绵软无力，只能弯着腰、手扶着腿大口喘气。

　　作为对抗训练的教练员，该团侦察连上士王勇则体会到了“教”的艰难。一次施教结束后，对相关招式，他问大家记没记住，官兵们都说记住了。但一顿饭工夫，这些内容官兵就全“还”了给他。

　　高原缺氧使官兵记忆力有所减退。官兵们只有靠勤练来巩固，进而将其转化为肌肉记忆。

　　在高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患病时的情形讲给亲人。

　　该团一连中士杨晨上高原前家人一再嘱咐，在高原千万别感冒！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是上高原后连队第一个感冒的人。

　　乏力、头痛、窒息感……种种不适向杨晨一齐卷来。因为患病，他很虚弱，平时盖的棉被，让他觉得像是身上压着一座山。

　　每次翻身，头疼欲裂。勉强睡着，呼吸的不畅再度把他憋醒。那时，他心理上的恐惧要甚于身体上的疼痛。军医唐黎的话让他放下心来——这只是普通流感，配合治疗即可，并无大碍。

　　好在，这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如今，经过调整，官兵们已开始和高原“和平相处”，种种不适感减轻了许多。那一天，大病初愈的杨晨拉开帐篷门，看着屋外的雪山反射着耀眼的阳光，突然有了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这一过程，伴随着官兵们的诸多思考。“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官兵们大都想过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脚下是国土，眼前是国界，守卫的是和平，它们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个答案，现在深深镌刻在官兵心底。

　　更多的官兵在用行动给出回答： 下士崔志勇曾想早日退役回去照顾父母，但现在，他决定继续服役；哨兵张亚威，这个小时候总喜欢坐在父亲肩膀上望远的士兵，如今站在喀喇昆仑山上，要把自己“站成一座活的界碑”；四级军士长王滨面对家人劝他转业的提议，表情庄重：“真的，我现在挺好的！”他选择了继续坚守在这里。

　　“官兵们开始对‘神圣’‘使命’‘责任’这些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把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最高的价值追求。” 杨小刚告诉笔者：“从让家人放心到让祖国放心，我们的官兵正在完成精神层面的新跨越。”

　　“唯有爱与信念不可战胜。”该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证明。

　　自从赴高原驻训以来，该团官兵在军区组织的军事训练考核中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其中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实弹射击单课目成绩均为第一；在师里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中，该团官兵在其中的17个课目比拼中夺得第一。

　　“放心吧妈妈，放心吧祖国。我在高原挺好的……”这是该团官兵共同的心声。

　　一句话浓缩家国情

　　■牛承猛

　　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人迹罕至、广袤无垠。在高原驻守或驻训的官兵大多时候不得不艰难地忍受严寒与缺氧的考验。

　　对于幸福，高原军人的理解与我们大家并没什么不同。他们想陪伴在父母身边，力所能及地照顾年迈的亲人；他们想站在放学时的校门口，远远地向朝自己跑过来的孩子伸出双臂；他们想为又长了一岁的孩子早早准备好生日蛋糕，不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步；他们想为家人做一顿热饭，在大家落座的时候正好能端上饭桌……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幸福。

　　然而，即使这样普通平凡的幸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因为，他们的肩上，首先要扛起的是一方国土的和平与安宁。

　　为祖国守防，蹈冰踏雪、露宿风餐；高强度训练，不断挑战极限；高寒缺氧，一夜夜寒意彻骨，难以入眠……这些，高原官兵都很少向家人提及。

　　一方面，对他们来说这已是日常工作、训练的一部分，如同他们觉得为亲人付出理所当然般纯粹；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替家人分忧、不给亲人增加心理负担的想法，使官兵把承受的各种艰辛一一封入心底。

　　高原空气稀薄，反而浓缩着官兵们的爱。就像红柳一遇甘霖颜色会更深更艳，高原官兵也总在用原本不多的机会，表达着对家人的爱。

　　这种爱的表达很含蓄，不易被察觉。

　　如果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四级军士长郭国钖，一有时间就在心里估算着孩子的出生时间，为孩子预先起下了三四十个名字；如果不说，也没有人知道，上等兵杨文乐和家人通话时间总是很短，但在日记中，却写满对家人的思念。

　　“我在高原挺好的”，是官兵与家人沟通时最常用的话。这句朴素的话里，或带着对父母千般牵挂的温情回应，或带着对妻子柔肠百转的真心关爱，或带着对亲人倾情支持自己工作的无限感恩。

　　这句话也体现着担当，折射着对肩上所挑重担清醒的认识，展示着自己将继续坚守高原的无比坚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才使得官兵在取与舍的选择面前更加坚定与从容。“忠是最大的孝。”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国情怀，无数官兵在奉献与付出时才更加自觉且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