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海归刘忠范：纳米小世界 人生大作为(2)

　　留学期间开始接触纳米科技

　　在日本，刘忠范先是在横滨国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光电化学家藤昭教授。藤教授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有一次到中国访问，看到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题过的匾额“难得糊涂”，对其处世哲学大为赞赏，认为这与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学术追求很吻合。他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就像郑板桥所说的要“难得糊涂“。搞科学研究，就要学学这种人生哲学，一辈子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对其他的事该糊涂的要糊涂。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藤先生从家到学校有近2个小时的车程，但他早上8点半必到办公室，晚上10点才离开。这样的治学态度给刘忠范很大影响。

　　在藤先生的指导下，1987年，刘忠范就开始用扫描隧道显微(STM)仪器来探索纳米级的海量信息存储技术、STM是纳米加工技术中的最新发展，可实现原子、分子的搬迁、去除和排列重组，能实现原子级的精加工。借助STM，他们发明的新型的光电化学存储方法比光盘容量提高了近万倍。1990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自然》上发表，诸多日本主流媒体纷纷给予报道。

　　留学期间，刘忠范的生活改善了很多，性格也开朗了。从前他只有一个爱好——学习。到日本后，他的兴趣广泛了，尤其喜欢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会积极休息的人才会创造性地工作。”

　　博士毕业后，导师推荐他到日本分子科学研究所，师从井口洋夫先生做博士后研究。

　　井口洋夫是一位在世界化学界享有盛誉并有杰出学术成就的日本科学家，刘忠范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两位大师级的科学家。

　　回国迎来人生新转折

　　在日本的科研成果积累日渐丰厚的时候，刘忠范却做了一个让他的导师吃惊的决定——回国。

　　当时，刘忠范本想去美国继续深造，但遭到美国驻日本使馆的拒签，藤先生得知消息后安慰他说：“没关系，下次我陪你一起去”。到了第二次签证时，藤先生亲自到美国使馆，证明自己的学生去美国的目的就是想继续深造，但美国使馆却再次拒签了他的签证。这一经历无疑给刘忠范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

　　就在此时，刘忠范邂逅了北京大学蔡生民教授。蔡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电化学家，在访问东京大学期间曾盛情邀请刘忠范到北京大学工作。刘忠范去冈崎日本分子科学研究所工作后，蔡先生又专程前去看望。从东京到冈崎乘新干线列车需要2个多小时。那天，不巧的是新干线列车路上遇到意外，蔡生民教授很晚才抵达。看到蔡先生疲惫的身影映着万家灯火一点点走近，刘忠范的心也被这样的场景温暖着，并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这对比鲜明的一拒一请，让刘忠范深受触动：“科学的确没有国界，但科学家一定要有祖国。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想、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魂牵梦萦。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我曾经对日本友人开玩笑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你们的国家了。现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1993年，刘忠范回国来到北京大学，与他同行的还有藤和井口两位导师赠送的60余箱仪器设备，加上他自己省吃俭用购买的一些设备、资料，总价值20多万美元，这些宝贝为他回国创建自己的实验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北大，刘忠范亲手建立起光电智能材料研究室，这个名称本身就带着日本文化的影子。刘忠范说：“我喜欢这个名字。刚回国的时候，的确什么都没有，完全从零开始做。有2间空房子，每一个插头在什么地方放着，都是我自己设计以后找人安装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买的。”

　　1993年，刘忠范花了50多万人民币买了一台STM仪器，需要为仪器配置防震台，但是因为资金紧张，刘忠范只好带着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工地上找沙子和锯末，以此作为代替性的防震装置。刘忠范说：“学校里有个加工厂，我们向工人恳求了好些时间才拿到这些锯末。沙子和锯末弄回来以后，还要晒干才能用。我们是7月份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正好赶上雨季，一下雨还得抢收这些晒着的宝贝。当时我刚刚30岁多一点，非常有激情，这些事情我都记忆犹新。”

　　刘忠范提出“一天26小时”的口号，高效率地工作。在每一个实验室墙上，都贴有一张研究进展表，每隔一段时间，要求有新的进展出现在表上。每个周六晚上都有研究汇报会，要求每个人上台去汇报自己的课题进展，大家自由地针对某个问题辩论。这样就促使每个成员去钻研，去竞争。

　　刚回国的头几年，刘忠范的月工资不到500元，几乎不足以维护一个教授的尊严……即使尴尬，即使不宽裕，他还是留了下来。37岁时，刘忠范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时长江学者的年薪10万还算是高收入，有人问这个收入是否能体现他的价值？刘忠范说：“我对有些东西比较迟钝，年轻时对爱情，现在对钱，都是如此。记得申报‘长江学者’时，我写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来！如果就想赚钱，我肯定不会回国。10万够不够身价，我先不说，至少500元不够身价。1996年初我以甲级客座教授身份去日本东北大学作合作研究，月薪折合人民币近10万元，我也只待了3个月。比起自己的梦想，钱就是其次了。1999年我被聘为“长江学者”，觉得很幸运。”

　　纳米技术是一项需要庞大投资的高科技，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将其列入到国家战略计划，但当时我们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却投资有限，并且纳米技术产业化一直是一大瓶颈。

　　1994年，刘忠范申请了科技部的一个攀登计划项目，经费500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相当大的一笔科研经费，刘忠范成为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当时科技部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他说：“当时是做纳米级的信息存储技术，相当于超级光盘。这个项目共有3个承担单位，还包括当时的北大电子学系——现在的信息科学学院的吴全德院士和薛增泉教授以及吉林大学化学系的李铁津教授。吴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对‘纳米’非常敏感。吴老先生和薛教授都是做信息技术的，尤其有感于我国微电子技术发展的曲折和落后现状。因此，我们之间产生了强烈共鸣，觉得应该酝酿一个计划，大张旗鼓地在纳米领域开拓。这就是北京大学纳米与技术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

　　此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罗雷尔也致信江泽民主席：“曾重视微米科技的国家，今天都已成为发达国家，而纳米科技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重视纳米科技的国家必将在未来的高科技竞争中独领风骚。”

　　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1997年9月27日，中国高校第一个从事纳米交叉学科研究的综合性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纳米与技术研究中心成立。那时候刘忠范经常接到一些咨询电话。有人问：“听说你们搞出一种纳米，贵不贵，好不好吃？”刘忠范只好回答他：“纳米太小了，不好吃，恐怕你也吃不饱。很多人不知道纳米仅仅是个长度单位。一个纳米长度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米。纳米技术的确很神奇，用纳米技术造出的计算机芯片会非常小，甚至可以植入大脑，这样就不用背书了；将来也可能用纳米技术制成从地球通往月球的天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