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4日电 题：守护西藏雪域高原，为何惠及世界？

　　作者 杨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是中国的“江河源”，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敏感区、北半球气候“调节器”，众多跨境河流发源于此，具有重要的全球生态地位。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区域，高原地区的地质结构年轻、日照强烈、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且发展起步晚，面临较大发展约束和居民增收压力。

　　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一直奋力追求的目标和不断探索的重大议题，将进一步惠及西藏和世界。

　　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影响全球？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提升其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2010年，中央明确提出使西藏成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并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生态建设工程和生态监测工程；2020年更是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高度，推动青藏高原建设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这些举措，有助于全国各族人民从生态保护中受益，同时惠及世界。

　　通过不懈努力，西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其一，保障亚洲“生命之源”。西藏高原地区是“亚洲水塔”的重要源头，无论是流向中国内地的金沙江，还是最终流向东南亚、南亚的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确保水质优良，保持不受污染的洁净状态，西藏实现了“一江清水向东、向南流”。

　　其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作为全球气候敏感区和气候“调节器”，西藏高原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两倍，极易受全球气候变暖威胁。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西藏积极投入中国和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之中：一方面，通过合理开发水能、太阳能、光能等清洁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降低农牧民对薪柴、草皮和牛粪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推动“两江四河”流域绿化工程和植树造林活动，实现大规模“固碳”，2022年完成营造林117.9万亩。

　　其三，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作为世界难得的生物多样性宝库，西藏积极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为野生动物和植物提供了不受人类干扰的生境，收集保存了2000多种高原生物种质资源。

　　如何统筹西藏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最终会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甚至危及人类文明的延续。作为对西方工业化教训的警戒，中国一开始就坚持系统思维，致力于西藏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筹推进，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更关注发展质量。归纳起来，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高质量的国家空间规划，合理设定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组合和比例，划定出生态红线。目前，西藏有近90%的国土被划为生态相关用地，充分体现了生态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禁止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与项目进入西藏，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民族手工业等西藏具有的资源优势、培植环境友好，且符合先进技术与市场需求的产业。

　　三是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西藏各族人民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为居民提供洁净的空气和良好的人居环境。通过实施大规模的生态补偿，构建了包括草原、林业、湿地、跨流域水资源等全方位的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数量可观的生态岗位，推动实现绿色就业。

　　四是针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慎重实施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风湿病搬迁、地质灾害搬迁等类型多样的生态搬迁项目，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既缓解了迁出地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关系，如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草场之间的紧张、人口与数量快速增长的野生动物间的冲突，又为野生动物腾出了更多生存空间。此外，生态搬迁也提升了迁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如从极高海拔搬迁到海拔较低、经济条件较好的藏中地区，居民期望寿命增加10多岁，儿童、青少年实现了就近入学，就业数量和种类显著增多。

　　五是提升西藏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通过推广国家公园体制，推动羌塘、珠峰等更多地区成为国家公园；加强湖长制和林长制，让地方各级对生态建设负起主责；配合国家环境督察制度，建立自治区各级环保督察机制；举全国科技力量，实施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水平和科学保护能力。

　　高原现代化，如何“内外兼修”？

　　占青藏高原约一半面积的西藏，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西藏的青藏高原地区，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面临实现生态保护、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多重任务。克服困境，既离不开挖掘传统生态文化，激发内生保护动力，也离不开实施积极外部援助，及时缓解发展面临的资金约束，提升协调发展能力。

　　一方面，激发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传统生态文化活力。青藏高原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人类生存环境极其不利，高原各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生态文化，例如对山水的崇尚、众生平等的观念。这些传统生态文化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促进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长期保持本底状态。西藏积极挖掘、保护这些传统生态文化，并使之与当代科技和时代需求相结合，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在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投入大量资金，缓解甚至破解了西藏在保护生态和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时所面临的资金约束。现代化多重任务的快速实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资本正是青藏高原地区在发展起步阶段所稀缺的。除各类生态补偿资金外，还提供大量财政转移支付，推动西藏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例如，过去20年，西藏财政总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占比均在90%左右，西藏交通、水利等主要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资金，绝大部分也来自于中央投资。因此，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初期，及时获得中央政府财政支持，或世界可持续性发展项目的资金支持，对于打破“先发展—大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模式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过去20年西藏高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科学和成功。中国对西藏生态保护的战略重视、抓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主要矛盾、激发传统生态文化活力和及时提供财政支持等实践经验，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其他生态脆弱、发展任务艰巨的国家与地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值得向世界推广。(完)

　　作者简介：

　　杨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从事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提供智库报告30余篇，出版专著《西藏产业互动的共享式增长效应研究》《西藏那曲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西藏民主改革60年·生态环境卷》(执行主编)《从重负到自如：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贫困效应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