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消失的村小”和“没落的县中”，仍然是代表和委员们谈到乡村教育、乡村振兴时，无法绕开的话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持续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基本消除城镇大班额”“保障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工资待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实现民族振兴，就必须实现乡村振兴，只有办好乡村教育，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县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感慨，因为实施“就近入学”，村小、县中为乡村和县城的孩子读书提供了便利。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和师资力量出现了不平衡，导致一些村小和县中的没落。

　　据张咏梅回忆，在2000年左右，宁波市镇海区当地的中学，也曾面临优质生源不断流失的困境。

　　当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镇海中学，由于行政区划重新调整等原因，生源地范围减少，再加上办学竞争加剧，当地的很多家长都在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宁波中心城区、杭州甚至上海的名校求学。

　　优秀生源留不住，优秀教师也留不住。当时的镇海中学，跟其他县级中学一样，迎头撞上了刚出现端倪的“县中塌陷”困局。与之相继出现的，还有“村小消失”现象。“城镇挤、乡村空、农业弱”的矛盾仍然长期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联克以贵州为例介绍说，贵州省的乡村教育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有教育服务农村发展能力不够，资源配置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较为薄弱；二是县中对农村教育发展引领不够，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部分县中教育理念较为滞后、管理经验不足，制约了县中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城镇化大潮带来了村小简单撤并，影响了学生的就学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村小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办学规模和效益与办学投入不一致、不匹配，部分村小由于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偏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逐渐自主流失，也导致部分村小自然消失。

　　“乡村要振兴，教育须先行；乡村真振兴，教育当主力！”邹联克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认为，乡村振兴中的教育话语体系亟待形成。教育是激发人的内生动力的最有效手段。乡村社会能否脱离日益空心化的状况，培养出“懂乡村、爱乡村、发展乡村”的人才，是重中之重。

　　他提到，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开发”“投资”等硬指标依然是主流，对于乡村软实力建设的教育表达，依然有所欠缺。

　　张文明提议，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表达中，应当“充分强调教育的意义”，强调教育对提升乡村社会和人的整体素质的关键意义，强调教育对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决定意义，强调教育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指标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也同样认为，县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县中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承担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寄托着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育的美好期盼。办好县中不仅关系到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更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稳定和支持作用，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裴红霞建议，建立县中教育经费中央地方合理分担机制，保障县中教育经费投入。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和表彰奖励机制，促进城乡高中协同发展。

　　从“千方百计”离开，到“千方百计”留下

　　在全国各省陆续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进程中，基础条件薄弱的县中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不少县中校长普遍担忧：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高中教育差距。但裴红霞认为，这也是一次借助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提升县域高中质量的良好契机。

　　县中的突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更是乡村振兴的必然。

　　在镇海中学工作了20多年，张咏梅也亲眼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学校是如何破解县中困局的。

　　“根据我们镇海中学的经验，破解县中困局关键，还是要提升县中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张咏梅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学校要办有品质和有个性的学校，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

　　在张咏梅看来，村小的没落很难扭转，但是身处困局的县中，却可以通过扭转教学质量，从而改变这一现状，而且不能“本末倒置地把捆住学生当成破解县中困局的主要措施”。她认为，在这个破局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学校要具有遵循教育规律又符合办学实际的教育理念。张咏梅提到，镇海中学在2001年就提出了“立足现代教育，弘扬传统文化，熔铸人文精神，培养世界公民”的理念，后来又提出“促进学生发展为本，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家长期望”相结合的办学理念，解决了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的矛盾。

　　镇海中学具有与办学理念相符且从学校实际出发的管理方略。学校实行“弹性管理”“管理自觉”，开发了多种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需求的课程，让不同的学生都有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尊重学生的不同个性和不同需求因材施教，实现高水平基础上的差异发展。

　　“我们也积极为学生搭建各种平台，创设各种活动机会，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各类人才培养。”她说。

　　镇海中学依据教育规律，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方式，在当地形成了教育口碑，让“家长自然愿意把学生送到这里”。最后，镇海中学出现了“流出去的优秀学生还不及留在这里的学生发展好”的现象。不仅有效防止了优质生源外流，如今还吸引了外地学生流入。

　　20年前，家长“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走，20年后，又“千方百计”要留下，背后折射的，是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的渴求。

　　在张咏梅看来，未来的教育区域布局需要更有前瞻性，以浙江为例，围绕各地中心小学辐射性带动附属小学，形成协同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整体教育资源的平衡发展。

　　贵州也在进行自己的县中突围尝试。邹联克介绍，贵州省主要从4个方面助力县中发展：一是走好自强发展之路，二是走好特色发展之路，三是走好统筹发展之路，四是要走好帮扶发展之路。

　　把乡村学校建成乡村文化中心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个被称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到，要“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

　　张文明认为，城乡学校共同体这一提法“非常好”，是消除办学水平、经费投入、师资分配不均的最有效路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在师资流动、学校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一体化投入。

　　其中，师资流动是头一个需要做好的工作。

　　“可以建立双向流动补贴制度，城市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工作提供‘下乡补贴’、乡村学校教师进入城市学校可以提供‘进修补贴’。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能力、培养乡土情感。”张文明说。

　　经费投入也是教育界特别关注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提到，我国教育经费在不同层级和城乡之间进行分配时，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地区。

　　刘希娅建议，持续加大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对于乡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财政政策倾斜，在人员经费上，提高乡村和偏远地区生均经费标准。

　　城乡办学水平如何能够实现均衡？

　　从去年开始，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贵州省也行动起来，专门针对一个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开展管理输入、示范引领、教学帮扶和培训指导，既是教育对口支援，也是智力帮扶、人才帮扶和机制帮扶。

　　邹联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组团的重点是“团”字。目前，“组团式”教育帮扶工作已经在贵州全省范围全面启动，66个受援县按照要求，与支援地共同确定了2-3所“组团式”帮扶试点学校。通过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帮助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好1所普通高中和1所职业高中。2022年，贵州省1379所学校与广东省1138所学校实现结对帮扶。

　　在邹联克看来，纵观国内外的乡村教育或者农村教育，根本的是把学校建在了农村的中心，成为一个个教育和文化的传播点，真真实实进行文化和精神的传播；贵州省教育行政部门与乡镇政府配合，把乡村学校建成乡村文化的中心，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力量。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第一推动力，农村教育是乡村振兴成本最低、覆盖面最大、作用力最长、内动力最足的投入。”邹联克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叶雨婷 见习记者 杨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