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圆明园：东西文明交流没有躲过的劫难

　　作者 孙晨慧

　　今天，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站在圆明园的废墟前，总会感慨162年前这座“万园之园”的盛景。

　　“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指圆明园)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1861年11月，雨果这样记录了其对圆明园的向往，这也是众多西方人自19世纪起，关于东方想象的起点。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总称圆明三园。

　　“作为清帝国繁盛时期的缩影，圆明园是接待外宾的主要场所之一。乾隆年间，英国派遣的马戛尔尼勋爵使团曾到访圆明园。到过这里的外宾很多都惊叹圆明园的盛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浩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介绍。

　　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间，乾隆皇帝在长春园中引进了一组欧式园林建筑，称为“西洋楼”。当时，宫廷内活跃着大量西方传教士。乾隆遂命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法国人蒋友仁(Michel Benoist)等参与西洋水法工程的设计。

　　2022年初冬，正值圆明园罹难162周年，笔者入园与游人一起在落叶与雨雾中漫步，抚今追昔，其兴毁遭际让人叹惜不已。

　　从绮春园南门而入，经三园之界，迂回千余米可至西洋楼遗址处。东西方的匠人们曾在此聚合彼此的智慧与文明，熔炼出引领世界园林艺术的典范性建筑。

　　步入零落草木之上的狭长地带，建有“大水法”十景，分布着“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西式建筑和庭院。西洋楼区域的修建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建筑风格，有些室内装潢还与法国的凡尔赛宫相似。

　　与主体建筑不同，在圆明园西洋楼复原图中，西洋楼并非西式建筑屋顶，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琉璃瓦屋顶。外加太湖石与竹亭等元素，为其增添了不少东方格调。难怪，有人打趣地把西洋楼比作一位身着西装，头戴一顶中式小圆帽的中国人。

　　“圆明园是东西方园林建筑艺术精华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之间和平交流的成果。”吴浩说。

　　200多年前，参与建造的东西方匠人实现了把追求“师法自然”的中国造园艺术与西方讲究“按对称和比例”的规则设计有机结合。或许，这也是圆明园的拥趸遍及海内外的重要原因。

　　放眼世界，文明的博大精深很大程度是在汲取多元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和合理因素后，对其进行转化创造，熔铸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曾指出，欧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与东方文明的长期交流中实现的，苏美尔文化曾是希腊文明的导师，而基督教来自东方，传入欧洲后与希腊文明相融合成为西方文明的底色。

　　18世纪，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旗手，有浓厚中国情结的伏尔泰曾说：“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但在人类历史上如何对待文明有着惨痛的教训。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圆明园烧毁。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圆明园西郊诸园，展开大肆拆抢。时任英国军队首领的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

　　这座被世人冠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诸多美名的文化宝库，162年前的数日之内，风貌骤变。

　　今天，肃寂的圆明园里，斑驳的黑迹留印在残柱的雕纹上，稀疏的枯草挤占在石柱的缝隙间，望之凄然。

　　离长春园南北主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交会处不远，建有法国作家雨果的半身雕像。旁边的书形石雕上镌刻着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吉利……”

　　这封信的中文译者、曾获法国政府“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的程曾厚曾伫立于雕像前感叹，即便焚毁圆明园被视为额尔金对清廷的“报复行为”，但火烧圆明园是惩罚皇帝，更是惩罚文明。

　　1860年圆明园罹劫后，占地超过80%的中式园林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西洋楼建筑因以石材结构为主体，相对不易被毁，成了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保留较多之处。因此，人们会误以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

　　太多巧合让中西合璧的西洋楼遗址得以留存。这处让石头拥有生命的地方警示着人们对待文明应有的敬畏。

　　程曾厚强调，文明的建立和留存异常艰难，但冲突可以发生在转瞬间。“圆明园遭受过火劫、金劫、石劫、木劫、土劫。圆明园被毁是人类历史的悲剧，它造成的经济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冲突带来的结果不仅把中西园林合作的代表性建筑毁于一旦，更是让不同世纪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人类宝库付诸东流。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它们的历史依靠建筑留存至今。建筑一旦被毁，那些文明也随之消失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了。”程曾厚说。

　　无论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叙利亚的巴尔夏明神庙、朝鲜的永明寺、马耳他的瓦莱塔皇家歌剧院，还是英国的格瑞弗莱斯教堂，太多世界瑰宝毁于战乱，毁于冲突。在剥夺与侵略中，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沦为资本血腥积累里的灾难。

　　以地理大发现为界，东西文明交流的方向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方文明向西传播时，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典型案例均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而殖民时代，“西学东渐”则是伴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对殖民地生命和文化的血腥毁灭，这是东西方交流史上一场痛至今天仍无法抚平的劫难，也是北京圆明园遗址必须保护好的世界性意义。

　　如今，伴随非西方国家登上世界舞台，300年来西方文明鳌头独占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再次成为世界性议题。

　　近年来，吴浩邀请过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友人同游圆明园。在他看来，西洋楼区域仅是圆明园全景很小的局部。如若圆明园未遭战火破坏，大家还能见证更多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

　　“‘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圆明园造园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儒释道融会贯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桥梁纽带。圆明园的存在也让人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交流除了暴力的碰撞方式外，也可以拥有和平的交流方式。”

　　2020年，“圆明园罹劫160周年纪念”中法学者访谈活动举办。吴浩把纪念活动地点定在寓意“和平”“吉祥”的“万方安和”遗址。

　　“战乱摧毁了这座借鉴西方文化的艺术瑰宝，后人永远不能忘记。”吴浩说，“人类文明需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尤其面对当下疫情，我们更要明白合作交流的重要。”

　　圆明园罹劫后，一些西方人士到此游览，留下了珍贵的西洋楼旧影。其中比较有名的拍摄者包括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亚乐园、美国人甘博等。

　　如今，西洋楼无形中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162年后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立于西洋楼遗址区大水法前，摁下相机快门。在回望历史中，人们希望照见一个持久和平的未来，照见一个东西方文明共存共融的新时代。(完)

　　受访者简介：

　　吴浩，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故宫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研究员。

　　程曾厚，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法国雨果之友学会的中国会员。曾获得“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著有《雨果和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