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日电 题：如何用西方思维解读《史记》？

　　——专访美国汉学家倪豪士

　　作者 杨雅惠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名著，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学者。东西方学者对于《史记》的研究视角有何异同？《史记》研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又有何重要意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讲述自己如何用西方思维解读中国经典。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知名汉学家，你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你最初源于何故开始了解中国，进而接触中文并对汉学产生浓厚兴趣？

　　倪豪士：我出生于1943年末。小时候，祖母曾给我一本她上历史课时用的旧教科书。很快，我对阅读历史书籍萌生了兴趣。在阅读《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这本书时，我了解到(1942年4月)美国对日本发动第一次空袭的情况。这本书描绘了美军机组在轰炸东京之后，由于缺乏足够的燃料，一些飞行员使用降落伞降抵中国的故事。这本书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帮助这些美国飞行员逃离日军的搜捕，并护送他们安全到重庆的经过。

　　这本书和其他一些像“飞虎队”(Flying Tigers)这样的故事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同时，这些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为我的高中历史课打下了基础。从此之后，阅读和研究传记成了我的主要兴趣。

　　后来我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中文。我的中文名字——倪豪士，也是我在语言学校的老师为我起的。之后我选择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深造中文。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华人教师，其中就有中国知名诗人和翻译家柳无忌先生。此后我去德国波恩大学(Bonn University)留学期间，又领略到一些知名汉学家的风采，由此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

　　中新社记者：你研究《史记》至今已有30多年。就学术性和思想性而言，《史记》对西方世界有何独特魅力？你认为《史记》研究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有何重要意义？

　　倪豪士：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西方在研究中文时都偏重读写，对文本的理解水平有待提高。1989年，为了提高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我决定和同学们一起开始翻译《史记》。做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1970年代开始《史记》研究后，发现这本书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令人满意的完整英文译本。

　　我认为，译介《史记》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现实需要。《史记》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于想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史记》本身的文学影响力也同样深远，没有完整的翻译版本将误导西方读者，因此我决定要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并尽可能具有文学性和流畅性的《史记》全译本。我希望我的《史记》译本不仅服务于一般读者，更服务于学者与专家，进一步推动西方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对于西方世界的读者来说，《史记》带他们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的人可以借此对古代中国形成初步的印象，进而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中新社记者：在研究《史记》的过程中，你已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作为汉学家，你翻译和研究《史记》的方式与前人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不是独自研究或翻译《史记》，而是通过小组式的共同讨论来翻译，不仅是将中国古代汉语转换为英语，更是在用西方思维来解读中国经典。在翻译过程中，会尽力参考前人的《史记》研究成果和原有的《史记》译本，并充分利用《汉和大字典》和《康熙字典》等辞书，争取尽量准确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

　　前人的译本多采用自由性翻译，尽可能少用注释，以使译文流畅，而我的译本则尽力做到准确翔实、有据可查。我希望完整再现《史记》的本真风貌，包括它的史学价值与文学风格。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西方研究《史记》的角度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认为，我的汉学研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两个本质的区别：一是，中国学者一般对中国传统著作及其作者有着更广泛深入的了解；二是，他们的母语是中文，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汉赋等中国古代文体。

　　对我来说，汉学研究的基础是翻译。我必须将想讨论的全部内容翻译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了解作品中每一个字的意思，但我至少需要搞清楚大概内容。柳无忌教授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在撰写《中国文学概论》时，也选择将所有需要了解的作品翻译过来。而这些翻译作品都成了我们了解那些中国古典文学的途径。

　　同时，我在理解一些中国传统著作时，也会从西方角度加以探讨，或者将之与西方类似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现象做更多层面的思考。

　　中新社记者：在了解和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你认为汉学研究对你的个人性格塑造有何影响？

　　倪豪士：我在研究中国经典的同时，确实深受影响。我慢慢地学会了耐心以及尊重古老的传统。同时，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经历也让我体会到身在异乡的感觉。因此，我试着用耐心和细心来对待那些来到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此外，我也一直试图把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传递给我的学生，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中西方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虽然我不可能通过研究中国经典而成为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在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我可以创造一种适合西方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解读，这也是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中新社记者：据你了解，诸如《史记》等中国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有哪些重要影响？你周围熟悉的一些人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认识？

　　倪豪士：以前，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十分了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经典产生了兴趣。不过大多数人由于接触中文还是有困难的，所以翻译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无需解释就能明白的道理，在西方人看来可能非常难以理解。因此，对我来说，将中国经典进行准确的翻译和注释，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就可以让身边更多人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

　　我的学生选择跟我一起学习和研究中国经典作品，就是因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拥有绵延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完)

　　受访者简介：

　　倪豪士，美国汉学家，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德国、日本及中国多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曾游学于远东和德国，197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是美国惟一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