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霍巍：三星堆又“上新”，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曾如何“隔空”对话？

　　中新社成都4月21日电 题：霍巍：三星堆又“上新”，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曾如何“隔空”对话？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贺劭清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考古项目入选。在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共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等，不仅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引发人们对三星堆文明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关系的思考。

　　如何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的异同？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曾如何“隔空”对话？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哪些进展？

　　霍巍：目前，三星堆遗址3、4、5、6号祭祀坑已基本发掘完毕，进入室内整理阶段；7、8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结束。

　　在这6个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与祭祀相关的顶尊青铜像尤其值得关注。过去考古工作者曾在2号祭祀坑中发现过小型的顶尊跪坐人像，但形体较小、造型简单。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有一件“奇奇怪怪”的顶尊青铜器，形体较大，台座呈方形，花纹繁复。之所以称它“奇奇怪怪”，是因为在发掘出土时，其台座上方还有其他人体部件，造型奇特，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全新器型。

　　这件青铜器正在实验室进行修复，虽然还未全部修复完成，但可以看出它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人像所顶的尊、人像本身和台座。该青铜器台座四角有跪坐人像，台上有肩扛物体的青铜人像，他们很可能是承担祭祀活动的祭司，以尊作为重要祭祀器物，在特定的场所——祭台开展祭祀活动。毋庸置疑，这件器物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很可能记录了古蜀先民向神灵祭祀的场景。

　　世界上古青铜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和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完全相似的器物群。而仅依靠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无法对中国古代先民的神话传说、审美意趣进行全方位展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极大拓展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让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先民不仅创造了代表社会等级秩序、象征国家权力的青铜器物群，同时还有丰富的想象力、观察世界的细腻眼光和宽广视野，驳斥了过去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没有艺术创造力和夸张丰富神话想象能力的认知。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要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

　　霍巍：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这并不影响对中国与世界古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视野下观察三星堆，会发现一些超越具体考古器物层面，可上升到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层面的相似文化现象。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学界带来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正面回答三星堆的来龙去脉。考古学通常将出土的未知事物与已知事物作比较，从而判定其年代、性质、功能、分布区域等。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参照物，因此需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寻找参照体系。与此同时，还应该去观察、分析器物背后代表的观念、精神崇拜、审美意趣等。

　　从神话体系来看，中国古代神话与国外古代神话有区别，也有共性。例如，中外都对日月星辰、主宰人类世界的神灵等要素进行了生动诠释。过去此类问题大多体现在文本的神话记载上，但三星堆出土的各类器物，以实物形态再现了已经消失的神话世界，提供更多可供比较的线索。

　　举例来说，青铜立人像、面具、头像从整体上构成具有“偶像崇拜”特点的青铜像群，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纵观崛起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的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和亚述文明，这一文明体系下的人们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从艺术角度反映内心对神权和王权的崇拜，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一传统对后来的西方希腊、罗马古典主义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对自然诸神、人世间神权和王权崇拜的群体观感、美学价值与生命哲学，通过肖像造像艺术加以多方面表现。

　　此外，古代先民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最中心有一棵树，可以直通天庭，与太阳发生关系，此类树通常被称为“太阳树”或“宇宙树”。经研究，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神树的确与太阳崇拜有关。

　　虽然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相似因素有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谁传播给谁，而是在相同生产力水平、精神发展水平基础上，世界各地的先民可以独自创造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将人与自然的联系进行艺术再现。

　　进行此类比较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理解人类精神世界在远古时代有哪些相似思考和物质创造，这也是观察、研究三星堆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与其他上古文明之间的相似之处，展现出世界古代文明的什么特质？对人类文明发展有何启示？

　　霍巍：三星堆出土器物群证明了中国先民与世界上古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对话的。三星堆独特的表达与世界其他古文明，例如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甚至包括近邻——古代印度都可以作一些比较，只是表现方式有同有异，但关注面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的思想境界、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创造能力。可以说，三星堆弥补了过去中国青铜时代在考古实物证据上的一个缺环。

　　曾有观点认为，三星堆是西来文明，对此我并不认同。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下，不同文明各自独立产生了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这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神的崇拜，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也存在，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各有异同，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

　　再者，即使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例如黄金面罩在古埃及、古波斯文明中都作为王者死后的“覆面”使用，这个习俗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流传甚久。但在中国三星堆，黄金面罩却覆盖于青铜人头像表面，其象征意义和具体功能显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我认为，需要用正确的方法观察世界，让人们认识到东西方之间也有共通性。上古先民通过精神创造活动认识和反映世界，并留给今人宝贵遗产，太阳的升起降落、四季变化、宇宙星空带来的无限想象……这些不仅给西方先民打下深刻烙印，同样也影响东方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无论如何，三星堆这一堪称世界级的考古成果，其最大的价值无疑是让世人第一次对中国青铜时代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距今三千多年前，正当欧亚大陆进入上古文明繁荣发展的阶段，在东方古老而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还产生了以西南边地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神秘、夸张、生动而丰富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

　　上述发现，不仅以更广博、精深的内容重塑中国青铜文化的面貌，改变以往人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认知，也展现出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之间诸多的相融性与共通性，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