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小的跳蚤，图片放大后形容可怖。它的下方，附有六行日语——六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菌学名：鼠疫菌、霍乱菌、副伤寒菌、伤寒菌、痢疾菌、炭疽菌。毒虫和恶疾的背景，是砰然炸裂的火光。

　　在这张图片的左面，则是一份日本战报的一小段截图，里面有多个地名：广丰、玉山、常山、衢县、丽水……作战名称用日文“ホ”编号，战报中还有多个杀气腾腾的字眼：毒化、干燥菌、鼠-蚤-人间感染。

　　这两张图片刊载在一部抗战痛史的封面上。这部痛史就是41万多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这是浙江丽水一群普通人走遍市井乡野，持续调查20多年的成果。

　　他们中有退休老干部，高校党校的教师，档案部门、卫生部门和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村民。

　　恶疫来袭

　　浙江丽水，古称处州，建置于隋代，2000年撤地建市，其市域面积占浙江全省陆域约六分之一。武夷山自福建向东北延伸，进入浙江，化作了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的层峦叠嶂。山间溪水奔流，汇成了浙江的第二大河流瓯江，从而构成了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瓯江贯穿丽水全境，在下游的温州注入东海。

　　因为有适合坚守的地利，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及附属机关迁至丽水地区，浙江的不少学校也纷纷迁入，像浙江大学就在其中的龙泉县设立了分校，直至抗战胜利。当时的丽水是全省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1939年4月，周恩来就曾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丽水视察。

　　丽水还拥有一座军用机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空军基地。正因如此，依山傍水的丽水城成了日军攻击的目标。据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记载，丽水是浙江全省遭遇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8年间丽水各县共被炸450多次，其中的丽水县(今市区所在地)被炸365次。1942年6月至8月，1944年8月至9月，日军两次攻占丽水县县城。其间，日军烧杀淫掠，罪行罄竹难书。

　　丽水两次沦陷，均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有关。1942年，日本本土遭到了美军杜立特航空队的空袭，因担心美军利用华东的多个机场再袭日本，日军发起了浙赣战役，进犯丽水是一次配合作战。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再败，导致日本本土与南洋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中断，为此，日军在豫湘桂战场发起了“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到中南半岛的大陆交通线，而进犯丽水、温州也是一次配合作战。

　　两次沦陷中，丽水不但经历了枪林弹雨，还流行了恶疫。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华中派遣军”的“荣”字1644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在当地实施了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细菌战，鼠疫、炭疽、伤寒等恶疫肆虐横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封面上的那张战报图片，就来自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这部日志直到1993年才被日本学者发现。在第9卷，井本记下了1940年9月18日关东军参谋山本吉郎对细菌战的说明：“广泛使用稀释弹药和少次数散布浓度大的情况下，后者选定温州为目标(台州、温州、丽水)……”

　　而日军对丽水实施细菌战的时间还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1940年，当地疫情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调查，从1942年至1947年，仅丽水县(现丽水市主城区莲都区)鼠疫伤亡人数就有1926人。而在丽水全市，细菌战的受害者至少有1.5万人。

　　家仇国恨

　　“我家里有5人感染鼠疫，祖母、姑母、伯母、表兄和堂兄，只有我姑母被伯祖父治愈。”《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主编、丽水市莲都区丽光村村民庄启俭告诉记者，“我小时候去上坟，父亲经常和我说起那段历史。”

　　1948年初出生的庄启俭，是丽水中学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文革”爆发后回乡务农，用他的话说就是“本来还有十来天就要高考了”。他的伯祖父庄虞卿曾考中秀才，曾长期在宁波、杭州、上海行医，并曾在上海的医科大学任教。

　　“1945年春天，我堂兄庄启兴死于鼠疫。1946年8月29日，奶奶庄戴氏在房间里纳鞋底，突然有只老鼠从脚边跑过，随后又发现自己大腿上被跳蚤叮了一个包，不久就高烧不退。伯公诊断是鼠疫，先给奶奶服用中药，又用血清针剂注射，但是第二天傍晚，奶奶还是去世了。我大姑母赶来探病，也被传染，还好幸运地被伯公医好了。”

　　“我家当时住在丽水城中心的太平坊，那里有个‘老人角’。20世纪80年代，老人们在那里谈天说地，都会说起日本人如何凶恶，也会说当时流行的鼠疫是日本人搞的。所以我1997年在义乌经商的时候，听说当地成立了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就马上想到了丽水的情况。”

　　1997年，庄启俭在街上遇到了在当地外事部门工作的初中同学徐军龙。徐军龙告诉他，将有一批日本友好人士前来调查日军细菌战史实，庄启俭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前期的史料调查工作。

　　“我记得第一站是去联城镇白前村。当地有位老人叫占炳亮，已经84岁了，曾经在当地的白善小学担任校长。1940年秋天开学后不久，学校里暴发疫情，学校老师吕有同的两个儿子同时病倒，1周后双双去世。去买第一口棺材的人还没有到店里，后面的人又赶上来了，说还要再买一口……”

　　时至今日，庄启俭还记得那对苦命小兄弟的小小坟头，墓碑上还有“朝俊朝林(民国)廿九年秋立”的字样。“老占和我说，两兄弟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回老家缙云壶镇去了，后来也没有回来过。”

　　1997年12月25日，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问题揭露会”一行8人来到丽水，庄启俭以受害者家属和调查者的身份参加了座谈，并提供了调查资料。同时，“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受害者协会”开始筹建。“看到日本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日军曾两次对丽水实施过细菌战，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日本人那么凶恶。”

　　庄启俭说，老人们一听要讲日本人侵略的事情就面带惧色。他们会想到空袭警报和飞机轰炸，说当时都不知道能不能捡条命活下来。每每回忆，大家都会抚胸长叹：“吓死人、吓死人……”

　　铭记历史

　　从1998年12月中旬到次年1月上旬，“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罪行”图片展轰动了丽水，不少村民还从乡间赶到城里观看。冬天天黑得早，大家在展板前你一言我一语，迟迟不散。

　　“1998年，我们和义乌方面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联系上了，11月份，我们去义乌参加悼念活动。我在会上提出，可以把海外送来的731部队细菌战罪行展板拿到丽水展览。”庄启俭回忆说。

　　“老庄做事很认真，也能做文字工作，所以2000年的时候，各地原告代表一致决定，特邀他担任原告团副秘书长。”当时的原告团团长、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研究分会会长王选回忆说，义乌和常德方面已经于1997年组成了原告团，丽水方面没能赶上诉讼，“我当时就和老庄说，希望他们能把丽水的相关史实搞清楚，把问题做实。”

　　1999年，丽水的细菌战受害者和家属、丽水地区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干部、地方志愿者组成了一个调查会，走遍了丽水城乡。从2013年8月起，丽水市档案局等多个部门启动了为全市近200名细菌战幸存者口述建档的工作。2015年，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

　　“当时的不少志愿者已经是老人了，但是不辞劳苦地去挨家挨户地调查。”庄启俭记得一连串的名字，当年，到富岭乡要找刘兰土；到碧湖镇可以联系汤益友；城关镇的抗战老兵严锦文老人年过百岁还惦记着调查工作；在抗战中亲历小水门鼠疫的退休教师胡雷祥老人，找齐了在旧城改造后各自搬迁的原住户……

　　“还有一些农村志愿者是受害者的后代，每次接到通知，他们都马上放下农活，来城里开会，路费都是自理的。他们通过各村的老年协会去调查，效果很好。”庄启俭说，当时的调查工作，多亏了这批土生土长的志愿者，本书编委中也有不少志愿者。王选也表示，最有价值的，就是书中的民间历史调查。

　　“我们的调查是非常扎实的。”庄启俭的书架上放满了历史书籍和调查资料，他抽出一册“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调查表汇编”：每一张调查表上，都贴有幸存者的照片，要填写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份证编号、住址、联系人，以及当时的传染情况、医治情况、后遗症，还有家庭成员、亲戚、邻居、其他人的同时传染情况，以及幸存者的签名和指模……“我们当时还给幸存者录像，就是希望他们健在时能够把亲身经历保留下来。”

　　《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初稿完成于2002年，今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100多篇亲历者、幸存者的口述历史纳入书中。庄启俭说，出版周期这么长，一方面是需要不断地丰富史料，有不少史料是他们在市外、省外甚至是日本搜集到的，另一方面也是在筹措经费。“后来王选牵线搭桥，联系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他们资助了一部分出版经费。”

　　“其实我们的调查工作背后，也有许多人在支持，不少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到丽水来和我们一起调查，还有不少大学生志愿者。大家都希望能把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昭示后人。”《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的结尾细数了一遍从1997年至2020年的民间调查工作大事记，庄启俭说，这也是一段历史。

　　如今，庄启俭是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的会长。须发渐白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调查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