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硅谷银行破产点燃了美国银行的信任危机，投资者担忧：“厨房里可能不止一只蟑螂”。美联储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表态称，硅谷银行倒闭是管理不善的教科书式案例。美国“雷曼时刻”会否重演？新一轮金融危机是否正在拉开序幕？世界会不会再次为美国埋单？

　　围绕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中国政治学杂志》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约瑟夫 马奥尼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曲强展开对话。

　　约瑟夫·马奥尼表示，硅谷银行的破产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问题，风险正在不断积聚。美国的财政政策、政府监管甚至是基本的治理能力，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经常成为危机策源地，而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到来，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继续恶化，进一步损害国家福祉，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不稳定和治理不善。

　　曲强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动荡，不会真正影响中国金融。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以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复苏阶段，凭借稳定的利率，可以平稳过渡。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三天内有两家银行倒闭，突然倒闭的原因有哪些？谁是最大受害者？

　　约瑟夫 马奥尼：由于将短期存款投资于长期债券，硅谷银行过度暴露在流动性风险当中。当利率上升时，债券价值下跌，银行股本也随之下滑。硅谷银行的客户提取的存款数额已超过该银行的现金储备，引发挤兑。这是导致崩溃的直接原因。

　　谁是输家？由于担心硅谷银行的破产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问题，银行业在危机爆发后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和美联储信誉受损。美国纳税人将不得不通过更多的赤字性支出为这一事件埋单，而这些支出通常由美联储通过印钞来填补。美联储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利率体制。同时，溢出效应也给全球带来风险。

　　曲强：作为美国第16大银行，硅谷银行破产引发的挤兑狂潮已经波及到了许多运行良好的银行。是什么让这些“优等生”也陷入如此境地？我认为是美联储利率上调得太激进、速度太快。没有银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好准备。试想一下，在半年的时间内，利率将从基本上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到超过5%，这意味着美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前途难测。

　　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不知道还有多少其它银行会因此遭受损失。有趣的是，美联储表示“纳税人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对此我们不知真假，因为美联储承诺其将承担所有损失。但是要怎么做呢？其需要发行其它债券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些资金最终需要由未来的美国纳税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甚至是全世界的人来偿还，这终归是有代价的。

　　中新社记者：外界担心，美国银行接连倒闭会引发新的金融危机。您是否认为美国又进入了“雷曼时刻”，新一轮金融危机是否正在拉开序幕？

　　约瑟夫 马奥尼：我认为风险正在不断积聚。“雷曼时刻”也许不会立即到来，但我确信美联储在管理美国经济方面，已基本无计可施。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政策、政府监管甚至是基本的治理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虽然这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或利率风险管理引起的，但硅谷银行倒闭并不是孤立事件，其它银行也存在这种情况。这也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反作用既有意料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这些反作用如今相互交织，可能会形成更大的风险，美联储也将更难应对。

　　曲强：假设利率继续上升超过6%甚至7%，还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了呢？硅谷银行并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和持有人，还有更大的玩家，他们持有更多的美国国债。所以，如果上升的利率冲破了这些机构的金融安全缓冲区，那么将有更多的银行被卷入这池浑水。

　　中新社记者：美联储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近日表态称，硅谷银行倒闭是管理不善的教科书式案例。那么，美国政府的介入能解决问题吗？

　　约瑟夫 马奥尼：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次银行倒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监管不力，以及美联储再一次逐渐失去了管理银行系统和金融行业的能力。显然，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了危险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但这只是在问题出现后的权宜之计。现在，由于美国国会内部的分歧和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共和党对银行改革和监管的反对，目前没有明确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途径。

　　一方面，目前美国面临着对此问题管理不善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它装出了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这可能会带来更严峻的威胁和危险。

　　中新社记者：美国银行危机事件影响正逐渐波及到全球，中国会受到冲击吗？

　　曲强：我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不会真正影响中国金融的稳定。首先，中国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这给了中国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很大的回旋余地，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中国的利率非常稳定，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利率会更低，例如农业、中小企业等。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金融稳定这次不会受到影响。

　　中新社记者：为何美国经常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

　　约瑟夫 马奥尼：美国并非总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但的确经常是，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首先，石油美元及其循环体系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了不稳定增长周期的循环。

　　其次，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正朝着放松金融管制的方向发展，里根经济政策解决了70年代产生的问题，然而又催生了新一轮的危机周期，以及“繁荣-萧条”模式。

　　最后，长期以来的冷战思维和“历史终结论”，包括侵略性、代价高昂、不可持续的海外军事干预主义，以及破坏工会、侵占养老金和损害工人权益的“零和博弈”的资本主义，掏空了中产阶级，并见证了美国基础设施的严重老化。同时，与化石燃料和汽车行业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也阻碍了美国的绿色创新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到来，这些问题都继续恶化，从而进一步损害国家福祉，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不稳定和治理不善。如今，这三大问题仍然存在，并与其它全球性的挑战相互交织，比如气候变化和疫情肆虐，变得愈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