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9月12日电 题：香港武侠片如何重新奋起？

　　——专访剧作家何冀平

　　中新社记者 戴梦岚

　　作为八大艺术之一，戏剧在促进世界文明互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在推动中外戏剧交流中发挥何种作用？作为武侠片的故乡，香港如何将这类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的电影继续发扬光大？

　　2023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举行。应邀参加论坛的著名剧作家何冀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上述话题作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最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编剧，写完成名作《天下第一楼》后来到香港。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文化对您的创作分别有什么滋养？

　　何冀平：我常说，是两地文化滋养了我的创作。其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剧本和剧作家的重视，给我打下了写作的坚实基础。

　　我在北京人艺写的第一部话剧是反映香港生活的《好运大厦》。1977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大学，暑假父亲接我来香港，我简直看晕了头：喝第一口可乐，觉得是药水；喝第一瓶维他奶，觉得是琼浆玉露。爸爸的好多老朋友特意从台湾过来，父亲天天请客吃饭，他们都想了解大陆。我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人和事，就写成了剧本。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从北京再次来到香港。有报纸评论，一个离开了自己乡土文化的作家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也很疑惑自己能否在一个语言都不通的地方继续这份职业。

　　幸运的是，一到香港，银都机构就请我做编剧。不过他们不太能接受我的思维。当时是我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我提供的剧本构想，他们都没采用，让我很彷徨。

　　这时徐克找到了我。1991年他在香港看了《天下第一楼》，看完后连夜找我，请我写《新龙门客栈》。从此我走进了香港影视圈。台湾地区拍《新白娘子传奇》等几部电视剧，也找我编剧。后来应香港话剧团之邀，我开始做驻团编剧。从那时到现在，我横跨电影、话剧、电视剧、戏曲、音乐剧，一直没有停过。

　　中新社记者：在香港30余年，您认为香港影视界有哪些优势？如何看待香港影视这些年的发展变迁？您认为港片港剧能重新奋起吗？

　　何冀平：我加入香港电影界的时候是它最兴旺的时期。当时香港的武侠片、动作片，后来还有周星驰的片子，风靡东南亚以至世界。

　　这些年内地影视界进步很快。反而是香港电影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旺后进入衰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划，还有明星老化等原因。好莱坞是很有规划的电影工业，内地也正在走向这样的制作模式。但香港没有，这是很遗憾的事。

　　现在港片在复苏。香港的影视专业人才有专业精神。我很愿意和他们合作，大家沟通很快，作品生成很快。内地和香港一起做的合拍片，香港专业人员也特别受欢迎。

　　合拍片能够发挥两地各自的长处，电影《长津湖》的三位导演中，两位来自香港。当然合拍片也有分工，《长津湖》香港导演主攻大场面，内地导演就偏重人物戏，各展所长。

　　中新社记者：您做《新龙门客栈》编剧时，摒弃了以往香港武侠片青山绿水的风格，把故事背景移到西北大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您怎么看待武侠片这类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电影的发展前景？

　　何冀平：原因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之前自己对武侠不太了解，徐克给了我很大信心。我找了一本书，一个星期把武侠看明白了。我决定不在刀枪剑戟上下功夫，而是在我的长项——人物塑造上下功夫。

　　另外，选择西北大漠与我在陕北下乡的经历也有关系。我的父亲原是李宗仁的下属，很早去了香港，我从小就受到家庭出身的歧视。但我到陕北后发现没人在乎我父亲在海内还是海外，我找到了自信，开始写剧本、排演戏剧给乡民看。有一次演到一半，油灯被风吹灭了，老百姓就拿出过年才舍得用的、有灯罩的马灯，挂一排，就接着演下去。可以说是贫瘠的黄土地给了我自立为生的能力。

　　于是我就把故事背景换到大漠荒沙，在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一个黑店里边出了“金镶玉”这样的人物，展现她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整个戏就活了。

　　虽然现在的技术可以把武侠片做到“飞天走地、绚丽多姿”，但我认为剧本的中心思想最为重要。一部片子可以救活一个行业，但要拍得好才行。“拍得好”指的是中心意念和思想。香港武侠片要走出一条新路，就要思考应在现代人心中树立怎样的侠义精神。

　　老百姓想看有思索、能共通的文艺作品。这个任务在编导、主创身上，我们的责任很大，不能轻易放过自己。轻易放过自己，我可以接很多活。但我不这样想，我想做一部就要留下一部。

　　中新社记者：您的话剧《德龄与慈禧》提供了以西方文化看晚清宫廷的视角。当时是什么给您提供了创作灵感？您的其他作品中是否也有中西文化交融痕迹？

　　何冀平：我很早就想写德龄，但找不到中心点，就放了很久。1997年香港话剧团请我去做驻团编剧，我突然找到了主题——我希望德龄像一股清风，吹进重门深锁的紫禁城。我想，香港中西荟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

　　《德龄与慈禧》呈现的是两个女人，一高一低、一尊一卑、一老一幼、一中一西，她们碰撞出来的火花和矛盾就是戏剧。这个戏常演常旺，疫情前，《德龄与慈禧》的门票创造过两秒售罄的纪录。

　　我的作品可能都有中西文化交融的因素，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比如《天下第一楼》，韩国企业的CEO也去看。他们看的是中国的企业管理，当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要体现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借小人物呈现大历史是您的创作特点。您如何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对历史的不同推动力？大多数湮没无名的小人物，如何在大历史中体现“存在感”？

　　何冀平：在我看来，创作戏剧人物的感情要和观众有共通，领袖人物和小人物没有根本性区别。

　　我两次写毛泽东，一部是电影《决胜时刻》，一部是京剧《风华正茂》，效果都很好。

　　京剧《风华正茂》里，我写了24岁的毛泽东，他为理想上下求索，他冲动、活跃，对亲人、爱人、师长的感情，这些年轻观众很喜欢。《决胜时刻》讲的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筹划建立新中国，指挥渡江战役。如果我写毛泽东整天开会，观众看着就没意思。所以我通过写三个年轻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带出这些大历史。

　　作为剧作家，我写历史剧是要演绎历史的精神。我从人性的角度写《德龄与慈禧》，思考慈禧这样的掌权者怎样接受德龄带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想，我要表现德龄，而不是慈禧。有人建议把剧名改成《慈禧与德龄》，我说不行，是《德龄与慈禧》。

　　我们都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香港“修例风波”时期，我不知道香港将来会变得怎么样。终于香港还是重新走回自己的轨道。我认为香港人是有拼搏精神的，打不死、压不垮，这种精神是任何挫折都磨灭不了的。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您认为香港在促进中外戏剧交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推动香港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何冀平：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觉得很有眼光。香港有人才，但缺统筹。我一直建议特区政府成立一个机构来统筹戏剧和影视发展。2003年“非典”期间，特区政府希望三大艺团(香港中乐团、香港舞蹈团、香港话剧团)共同做一部音乐剧鼓舞人心。当时我是编剧，作词是黄霑，作曲是顾嘉辉，导演是毛俊辉，三大艺团200多人参与，制作了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效果非常好。

　　香港在中外戏剧交流中还发挥着桥梁作用。有国际艺术策划集团把香港的舞蹈介绍出去，香港中乐团、香港管弦乐团也把香港的曲目带到世界巡演，香港话剧团的粤语版《天下第一楼》明年将在内地巡演，并将受邀去新加坡演出。

　　我的职责是通过作品、作品中的精神去打动人。《酸酸甜甜香港地》感动了好多人，因为它写的是香港人在重压下不屈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有代表性的，我们的作品就是要将它展示出来。艺术反映的道理要有共通性，才有价值和生命力。(完)

　　受访者简介：

　　何冀平，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从事话剧、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戏曲剧本创作。代表作品包括：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电影《新龙门客栈》《明月几时有》《邪不压正》；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天下第一楼》；戏曲《曙色紫禁城》；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教育部中学教材、语文教材拓展书系，香港中学教材。曾获首届文华(文学)奖，全国优秀剧本曹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