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日电 题：“国际范”校长杨福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很多复旦老人觉得，相比前任校领导的治校风格，杨福家显得更“激进”一些，他的这种“激进”或者说“前沿”，来自于他开阔的国际视野。

　　2022年7月17日，86岁的杨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与杨福家搭班子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认为，杨福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留下的最主要痕迹就是引导复旦开拓国际视野，建设“开放型大学”。他的一些理念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主要价值在于激励，放在今天则有很大现实意义。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杨福家心中的“第二故乡”。

　　他曾说过，如果没有去丹麦，后面很多机会都是不会有的，一生中的这两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1963年，中国与丹麦签署科学交流协议，派遣两名中国物理学家去丹麦进修。经过层层推选，杨福家成为候选人，被派往丹麦的玻尔研究所。

　　在玻尔研究所，人人笃信曾在这里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大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所里有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总是围着人。

　　在杨福家看来，餐厅是研究所里的最佳学习场所，那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图书馆，觉得图书馆里都是老的知识，要学习最新知识不如向餐桌边的人请教。

　　杨福家说，在玻尔研究所的这两年让他经受了最纯正的科学精神的洗礼，是让他“破茧成蝶”的一段经历。他亲身感受到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那实际上是一种“气氛”，一种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

　　1979年，杨福家第二次访问玻尔研究所。美籍华人学者、后来担任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的冯达旋当时也在这里访学，由此与杨福家相识。

　　他发现，杨福家一方面对所从事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对科学以外的课题，如教育、经济以及中国的未来等也有广泛兴趣。他说，在“研究型大学”这一术语流行之前，杨福家已理解了“研究型大学”的职责。“总之，我清晰地看到，杨福家注定拥有一份超越科学的影响巨大的事业。”

　　主政复旦

　　中国改革开放后，杨福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迎来了冯达旋所预言的这份超越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事业。

　　1991年，杨福家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年5月，他担任复旦副校长，倡议创办了高校第一个智库——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

　　1993年2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认为当前学校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提高“国家队”水平上，使之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行列。

　　杨福家提出的“创一流”目标让大家颇感吃惊，因为学校实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全面差距。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天权(1995年后任党委书记)认为，“创一流”的目标很鼓舞人心，讲出了大家想讲没讲的话，但因为条件并不具备，当时除了杨福家没人敢喊这个口号。

　　为说服大家接受这个目标，杨福家说，无论个人还是单位都要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才能准确选择奋斗目标。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国家以往对学校的支持还是今后对学校的期望来看，复旦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确定无疑。

　　1993年夏天，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被正式提出，写进《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以此为目标，杨福家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倡导和鼓励“名教授上基础课”。鼓励措施包括给上基础课的博导每人每月300元人民币特殊津贴。

　　杨福家认为，一流教授应该上讲台，否则的话，学生进校前听说复旦大学有那么多名师，又是院士又是博导，进来后却连一个都见不到，会产生受到欺骗的感觉。

　　他刚任校长时，全校108名博导，上基础课的只有2名，到第二学期已有16名博导走上基础教学第一线，几年后增至60多人，形成了以上基础课为荣的风气。

　　杨福家非常看重一点，那就是给年轻人机会。因为他自己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的受益者，而且这些机会都“给得很及时”。此外他从自己亲身接触的那些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看到，攀登科学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业。

　　在杨福家的支持下，从1993年开始，复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专门设立“打擂台”环节，4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教师可不受晋升名额限制，公开竞争教授、副教授职位。

　　39岁首批评上正教授的陈思和称自己为“受惠者”，他在获评教授的同年评上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指导博士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师由此得以在复旦稳定下来，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一批骨干教授都是在杨福家任期内成为中坚力量，对复旦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其后几年，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学校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已有207人，1997年达262人。

　　杨福家还是在复旦实行“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看到，以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不发达，因此将本科教育视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导致本科的专业设置越来越专，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毕业后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却难有大的创造力。现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时候了。

　　时任教务处处长、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孙莱祥说，“通才”教育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万金油”，但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大学本科应实行“通才教育”，以使学生形成深厚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思考能力。这是后来复旦实施学分制改革的基础。

　　孙莱祥觉得，杨福家是一位有抱负的校长，他想在任期内将复旦大学提高一个层次，这一想法是适应形势的，他也确实在任期内让复旦大学的排名有了明显提升，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有人曾将他提出的“创一流”戏称为“唱一流”，但随着工作的推进都逐渐接受了这个目标。

　　“打擂台”成长起来的胡伟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他说，杨福家是一位强势的有开拓性的学者型校长，他保留了学者的初心和风骨，是真正在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作为以文科为重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实施的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触类旁通”的特点，如复旦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所体现的：看似未必实用，实则能派上大用场。

　　校长与Chancellor

　　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年过六旬的杨福家一刻不闲，常戴着一副遮光大框眼镜，身着一身干练的西装，奔波在世界各地。

　　2000年12月的一则消息，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他又成为了新闻人物：英国综合排名第七的老牌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宣布，将聘请他担任学校的下一届Chancellor。

　　一直到担任Chancellor之职12年后卸任，杨福家都感到难以准确翻译出这个词，因为中国的高校中没有相似职位。

　　他曾打电话问香港大学的朋友，对方告知这个词在香港翻译为“校监”；他又问了老朋友、翻译家陆谷孙，陆谷孙很肯定地说，这个词只有一个译法，就是“校长”，各国的校长作用是不同的。

　　陈弘1994年从复旦毕业留校，在校办工作，随后担任杨福家秘书。陈弘说，杨福家是一位改革型学者，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理念，习惯于带着对西方的了解来考察一个事物是否适用于本土，喜欢引用费孝通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很欣赏博雅学院模式，特别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003年3月，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杨福家率先试水，在自己的家乡宁波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

　　第二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得批准，开始招生。这是一个试验田，杨福家得以将自己关于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倾注其中。

　　在他看来，博雅教育有五个要素。一是博，即文理交融；二是雅，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四是鼓励质疑；五是丰富的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

　　他很欣赏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校长弗朗西斯·奥克利在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课外活动如同正规课程一样好；游戏如同工作一样好；同伴与孤独一样好；陌生或熟悉，不安与舒适，抗议或庆贺，规定或自择，失败或成功，都好。”

　　(本文参考了霍四通所著《杨福家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