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11日电 (朱延静 马壮)一边掌管家族海运事业，一边身体力行推广中华文化；他的祖父是香港“船王”赵从衍，如今他接班父亲打理家族生意。他，是华光海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赵式庆。

　　香港海运业发展如何？如何平衡文化事业和海运事业？为什么钟爱鄂伦春文化？赵式庆近日接受中国新闻网“港澳会客厅”专访，畅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采访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网记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来北京的行程吗？

　　赵式庆：可以。这次是疫情后，我们香港船东会代表团首次回到北京，见一见这边航运界各方面的朋友，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疫情间香港都做了哪些事。明天我就要到内蒙古，去呼市见见朋友，我在内蒙古一直在做文化保育方面的一些工作，尤其是针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这方面跟鄂伦春族的合作尤其多。去呼市，这一次也是作为内蒙古政协的一个身份，参加一个会议，也趁这个机会看看未来在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上，有哪些新的东西可以推动。

　　中新网记者：我们了解到您非常关注鄂伦春文化，鄂伦春有“北半球渔猎民族活化石”的称号，为什么您会重点关注鄂伦春？

　　赵式庆：从理性来说，鄂伦春从人类学的角度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但是我自己投入内蒙古、投入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事业，更是从个人、从情感上开始的。

　　我去到呼伦贝尔，去到大小兴安岭，就在我大学毕业(期间)，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接触到中国北方跟自然生态最密切的民族(之一)，对我来说打破了我自己的一个世界观，打破了当时我对文化很肤浅的认识，我就很感兴趣，人类怎么在这么艰辛、这么自然，物质生活这么简单的情况下，能发展出从精神层面、从文化层面这么丰富的文化。

　　中新网记者：对于大众来讲，您觉得对传统文化保护或者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

　　赵式庆：首先是主动去接触，对它不要排斥，不要觉得传统文化就跟自己好像似乎没有关系，我觉得要对它有兴趣，这是个起点。

　　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我当时在香港理工大学执教，所以每一年我大概会带20到100个香港大学生到内地，到北疆最遥远的一些农村，去做田野调查。

　　一方面是学而致用，把他们课堂里面学到的一些知识，在各个领域方面，因为我的学生都来自不同专业，有学计算机的，有学工程的，有的是学语言的，按当地的一些社区老百姓的需求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我动员我的学生去做口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我的学生们有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基本上是哭的，而且非常投入那种文化。

　　透过这个案例，学生们站在一个多重文化的角度，或者不是以自己本体文化的位置去了解别人的文化，再回到自己的文化本位的时候，可以错位去思考，多从文化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非遗，大家不要以一个格局化的、固化的形式，而是了解到非遗在我们历史文化空间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

　　中新网记者：您家族从商，您接受的又是西方的教育，但是您为什么会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赵式庆：核心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自小在香港长大，是在一个很繁华的都市的环境。去了英国，又是去了另外一种文化的环境。虽然说在中学的时候，在英国也是寄宿在农村，村落里面，跟香港的环境当然不同，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回到中国北方那种人跟大自然所谓“天人合一”这种状态不太一样，我才发现我们追求的一些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最真实的。对我来说是启发性的一次旅行，打开了我新的思路，就觉得我们要走向更环保，人跟自然要做到更和谐，在少数民族表面上非常简单的文化里面，非常简单的生活习惯里面，其实积累了很深层、上千年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学习。

　　今天来说，我们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生产链条缺乏循环经济这种概念，但少数民族包括传统文化里面，永远是追随着大自然的一个规律，像蒙古族在草原上资源缺乏，供暖怎么去解决？在蒙古包里面最简单的是捡牛粪，把垃圾、把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最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在当代所有人值得去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中新网记者：您的祖父赵从衍先生有一个抱负，“要把华人的光彩发挥到全世界”。在您看来，您的家族或者说是华光，在这方面您觉得做得如何？

　　赵式庆：我不能说我们家族做得有多好，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年代，我们都在努力。

　　在我爷爷的年代，最简单的我们要买船，我们要造船，我们的贷款都没有办法直接跟银行去做，需要通过西方的公司做我们的代理。所以当时通过我爷爷一辈人20年、30年的努力，从一艘船、两艘船甚至没有船，到了七八十年代走到“世界船王”的行列。

　　到了我父亲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需要通过制造业引入大量美元，带来货币，带来经济上的互动，那个时候我也很自豪地说，我们华光在我父亲的引导下，也是率先回到中国内地造船厂造船的。

　　当时在中国，造船的技术跟现在相比，只是30年的时间，却是两个世界。当时能建造到所谓的万吨轮，就非常不容易。我们也可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能力从刚开始国际化的水平走到世界顶尖，当时我们能做到4万吨、5万吨的成品邮轮就很不容易，现在是辽宁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工业的起飞真的是了不起。

　　我父亲当年的很多的一些老朋友，甚至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近段时间跟几位老先生聊天，回忆他们和我父亲那时候的一些抱负和追求的时候，看到的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现在海洋强国就在我们的眼前。

　　中新网记者：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国家也非常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您觉得在金融+航运上，香港目前的发展怎么样了？

　　赵式庆：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作为一个有历史积淀的航运中心，金融也好，航运也好，是香港两个重要的经济的支柱。实际上在10多年前，我们看到中国有金融背景的一些公司，开始参与航运版块，刚开始是做所谓的金融性租赁，给船东提供一个金融上的一些支持，现在他们的业务也开始多元化去发展。

　　大概是2015、2016年期间，香港也关注到这方面的发展，当时香港船东会的主席正好是我姐姐赵式明，她就跟船东会其他的专家提议，是否能把香港打造成为未来船舶租赁的一个中心，因为我们看到大的趋势，在新造船方面，中国租赁公司所占的比例非常庞大。

　　所以在大的前提下，我们觉得站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也站在香港既是航运中心，也是金融中心的前提下，是否通过立法创造更便利的营商跟税务的条件，吸引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内地的租赁公司，服务于全球航运的发展。所以通过他们几年的工作，也是在香港，在近年我们发展中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立法会没有任何质疑地通过了新的立法，做到最优惠的条件给租赁公司。所以这个是香港我们也比较自豪的地方，目前在全中国境内，香港的租赁条件是最成熟、最优越的，可以说是，做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中新网记者：您觉得您在推广武术、讲好中国武术的故事方面，做得如何？

　　赵式庆：我觉得中国的(武术)故事，很大程度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是通过功夫这个窗口或者可以说是功夫电影窗口说出去的，所以毫无疑问，今天在世界朋友的眼光里，中国的文化其中一个最亮丽的标签就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但同时我觉得中国功夫和中国武学版块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仅是过去世人眼中的那种通过功夫来强身健体，我觉得更大的是我们中国的武学能讲出一些道理。

　　一方面是有我们深层中国文化的背景，有我们独特的哲学方面的思考，中国的武术自古以来跟我们的儒、释、道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子的“六艺”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中国的武术相关。另一方面，我们的佛学，或少林寺的功夫里面，又把来自于古代印度一些哲学思维，以及他们的一些身体训练的内容，跟我们中国的武术有深层次文化的共融，所以中国的武术，我觉得要把故事说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

　　中新网记者：在文化推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高校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赵式庆：高校绝对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识的积淀，到目前为止，核心还是大学，大学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领头羊”作用。但是对于像武学这样的学科，包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研究对象，实际来说它都是一些新的科目，新的科目在创新的时候，很多传统学府就要脱离一些现有的包袱。

　　所以我们做大学，我觉得尤其对于香港的学府，还是要抛离一种商人的心态。就是不能只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比如)我今天做这个研究，我明天的学术研究到底能给我学校得到多少的光彩，让我在世界排名上排到第一、排到第二，这恐怕做不到。我们对于真正的传统文化，包括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学科的建设，我们是需要投入的。

　　中新网记者：国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您觉得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优势？

　　赵式庆：香港，第一优势是在文化基因，在历史发展中，本身就是一个中外文化共存、交融的地方，所以对香港来说，中外文化交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每天都活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一方面我觉得香港要进一步融入到内地，把祖国很多优良的文化吸引到香港，在香港给它们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让老百姓更多地有机会去接触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现代中国文化。

　　但同时通过香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熔炉”，我们所孵化出来的一些文化的形态，不同的艺术展览也好，表演艺术也好，视觉艺术也好，我觉得香港表现出来的手段也不仅仅是中外了，包括传统与创新怎么去融合，我觉得这些都是香港的强项。现在国家已经给予了这种倾斜，怎么把潜在的能力能发掘出来，要做的就是所谓的机制的建立，因为现在香港恐怕对于内地的文化交流，包括对于海外的文化交流，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初步构建的阶段，我们也要打开自己的思路，怎么去有一个重盘，站在一个比较高端的考量，我觉得这个是香港要做的。

　　中新网记者：在文化事业和海运事业二者之间，您是怎么做到平衡的？

　　赵式庆：其实时间总是一个挑战，总是觉得时间上不够用，但是总体而言，我平常的工作还是围绕着家族事业跟海运为主。文化的事业更多是透过合作机构去落实不同的项目。我希望以最有效的时间投入，(以)比较有创新一种合作的模式，兼顾两方面的工作。

　　毫无疑问我自己的时间编排上，海运是占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精力，但是对我来说，文化的事业又很重要，武学方面的推广工作也很重要，也是我自己很享受的过程。

　　中新网记者：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走向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赵式庆：大湾区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创新，包括经济形式上的创新，包括科学的创新，包括制度上的创新，是一个最具前瞻性的地方。我觉得大湾区，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孵化了未来整个中国。

　　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几个方面的创新非常重要，比如说透过湾区的协作，一方面是怎么把双循环的优势(发挥出来)，“一国两制”下，透过这个制度，我们把对外的一些贸易，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海运方面，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事仲裁地，海事服务中心被国际所认可，被国际所接受，如果我们把这个优势通过湾区能服务于中国各个不同的航运的机构、企业，这个就是湾区的一个特点。

　　除了航运以外，在艺术文化发展也好，在我们科技创新也好，包括怎么把澳门和香港的很多优势带动起来，包括我们在推动环保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优势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优势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极大的制造的能力，也有很大的人才池子，但是在研发方面很多西方的国家走在我们前面，但是他们真正要把自己的一些事业发展到有一定的影响力，恐怕它脱离不了中国，所以我觉得湾区正好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拓展湾区真正是能看到未来，而这个未来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中新网记者：您认为年轻人应该怎么在社会期望和个人兴趣之间做选择？

　　赵式庆：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年轻人始终是年轻人，你不让他去闯，不让他有一个机会自我去挖掘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一辈子可能得不到他应得到的成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没有回到内地，我现在可能跟你普通话交流都很难。如果我没有深入到一些中国最边远地区生活，我对国情的掌握不如现在，如果我没有在当年做了接近20年的文化工作，我不知道价值的创造。

　　我觉得还是要让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去自我挖掘、自我创新、自我尝试，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要服务于社会，这也是最后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观点。

　　中新网记者：香港在国家安全教育上面，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或者说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式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点就是，我是香港苏浙公学的校董，在(香港)国家安全法一出台的时候，香港所有的教育机构在民办教育或者是所谓在香港的本土教育方面，所有的学校都要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学生去讲。当时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两个部门，有香港本地的教育部，还有国际部，当时有聊到在国际部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当时我就大胆提到了一点，既然你们学生，包括他们家长，是在香港生活，你应该要学习国安法，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知识，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对它最核心的法律不了解的话，你怎么能把你的公民义务做好？所以我建议国际部也要上这个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