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绿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庭城。

　　从空中俯瞰，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占地1.5平方公里，城市的大格局清晰可见，大致分为一内一外、一大一小两重城。有意思的是，两重城都是完整的城池，均有城墙、壕沟和城门，城墙每隔60米左右设一马面，每一段城墙中部有一座和马面合二为一的高大指挥台。

　　天山北麓古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天山以北地区唐代最大的城市为什么会在吉木萨尔县呢？这种城市布局在新疆比较特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北庭军镇体系出现的原因及发展历程的结果。

　　西域何以重要

　　在古代，农耕和游牧是差异很大的两种经济形态，因此，两种人群的思想理念差异较大，统治方式更如水火不容。正如班固所说：“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对于农耕社会而言，游牧人骁勇善战、居所分散，无法有效收取税赋，直接统治草原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当然，游牧人对农耕世界也有很多不理解和偏见。总体来说，不断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入主中原，而是通过贸易、骚扰、劫掠、讹诈等方式从农业社会获得各种物资。农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也不会试图去经营纯粹的草原地区，往往采取和亲、馈赠、互市和阻隔、分化、集中兵力短期出塞攻击的两手策略，以最小代价追求互通有无的相安无事。如果乘天时地利人和之机，统而少治，达到“四夷宾服”，则幸为盛世。

　　然而在西域，情况有所不同。从历史看，新疆为核心的西域是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处于几大文明板块接壤的区域，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缘战略价值。对于蒙古高原占有军事优势的草原帝国而言，可以很容易地从西域获得财宝、生产与生活资料、人力和人才等。而强盛的中原王朝，对西域同样势在必得。首先这里是军事战略要地。比如，汉朝可以联络乌孙和绿洲诸国，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其次这里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比如击败了西突厥人以后，唐太宗曾兴奋地对来自中亚安国的人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同时可能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比如中原王朝自古以来，总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声教所暨，无远弗届”的抱负，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理想，渴望达到“山河大地，海晏河清，四夷咸服，四海无虞”的境界。另外，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发现，西域是昆仑之所在，美玉之所出，是河源之地，万山之祖，具有深厚的人文渊源、心灵故乡的寓意。

　　北庭何以重要

　　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军力强大；天山以南地区以小国寡民的绿洲城郭为主，脆弱少防。因此，西域总体态势是“北可以制南，南不可制北”，无论汉唐，要稳固地经营天山以南地区，就必须完全控制天山以北起支配作用的游牧势力。作为“西域门户”和根据地的环东天山地区则成为关键。

　　北庭城，南枕天山通南疆、北隔瀚海望草原，东通草原和中原，西通中亚和西亚，城南约50公里正对着东天山最重要的南北通道“车师古道(他地道)”。北庭城所在的吉木萨尔县处于冬暖夏凉、旱涝保收的半山地带，拥有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农耕可以为城市和军政发展提供稳定的保障。这就是汉唐持续在这里建设有效管辖西域的军政体系的原因。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三百年东西大交通、胡汉大交融的背景下，唐代安史之乱之前的边疆治理成果显著。由农耕和游牧人群融合而成的统治集团，一方面，继承了中原王朝近三千年不断迭代积累的文化传统和统治经验；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发扬了自夷夏分野以来，特别是汉末以降，胡汉双方反复碰撞、融合获得的博大胸襟和统治农牧二元社会的智慧。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大幅提升了东亚农牧人群对世界的理解和眼界。

　　河西及西域对于唐代具有特殊的政治军事战略意义，是关中都城西部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唐代在西域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除了突厥及上述原因，还要加上吐蕃的扩张、突骑施崛起、大食东进等因素。唐代对西域的经营，特别是新疆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经过设立庭州，升级北庭体系，不断调整建制，与安西都护府相配合，效果尤为突出。相比汉代，长效的稳定机制非常明显。

　　北庭体系何以重要

　　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太宗获得了“皇帝天可汗”的地位，成为农牧世界的共主。西域方向，在西突厥内战期间，西域各种势力纷纷归降唐朝。唐收复现在的哈密绿洲，设立伊州。公元640年，唐军收复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可汗浮图城和吐鲁番地区。唐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立西昌州(后改为“西州”)，并设立安西都护府，驻交河故城，负责“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另外，在可汗浮图城设庭州。在唐太宗的坚持下，伊、西、庭三州均按中原地区唐制进行统治。

　　尽管如此，唐朝初期尚未强盛，加之主力东征高丽，故而派往西域地区的大军多为短期征伐，日常基本是依靠任用降服的突厥首领进行管辖，并没有在西域长期驻扎足够多的唐朝正规镇戍军队。因此，对西域，特别是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尚未稳固。军事力量薄弱的庭州就两次失守：第一次是降唐西突厥叶护(突厥、回纥等民族的官名，地位仅次于可汗。——编者注)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自651年到658年，唐朝三次出兵，最终才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第二次是西征大军统帅苏海政听信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谗言，卷入西突厥内争，冤杀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导致阿史那都支率部叛唐附蕃，兴兵攻击庭州，庭州刺史来济战死敌阵，庭州二度失守。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十月以后，金山都护府创立。不久，金山都护府治所从西州转至庭州，此后历任金山都护都兼庭州刺史，成为这一都护府的独特传统。金山都护府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唐军建置，与安西都护府有了密切的行政关系，天山北麓的防务因此大为加强。虽然垂拱(唐睿宗李旦的年号，685年正月—688年十二月——编者注)年间废止的金山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可以说，金山都护府是北庭都护府创立的历史先导。

　　北疆稳固局面真正的转机在于北庭都护府的设立。武则天执政期间，随着突骑施的兴起、东突厥汗国的西征、吐蕃威胁的持续存在，西域形势堪忧。公元692年，王孝杰收复四镇后，唐朝以3万精兵镇守四镇，大大加强了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公元702年，庭州升级为北庭都护府，置烛龙军。公元703年烛龙军改为瀚海军，常备守军1.2万人、马4.2千匹。后又增伊吾军和天山军，总兵力达2万人、马5千余匹。由于确立了都护府的地位，完善了府州、镇、守捉、戍、堡、烽、铺和馆驿为一体的军镇系统，特别是增加了军队的力量，唐朝终于比较稳定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游牧势力，减弱了草原力量和吐蕃的联系，从而有效保障了天山以南地区的安稳。相继设立的北庭都护(大都护)、伊西北庭节度使，先后统管伊州、西州和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咸海以西的广大地区，最终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北庭故城内外两重城就是这个建制变革和扩容的体现。通过观察可见，现在的内城就是唐太宗时期首建的庭州城。包含内城的外城墙是武则天时期设立北庭都护府时扩建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内城北门、西门及外城南门、北门的相关考古发掘也能证明，内城的确是最早修筑的庭州城，而外城应当是后期为了安置瀚海军而扩建。庭州城和扩建的外城加起来成为北庭城，位于庭州城内东北部的子城一直是核心区，庭州刺史、北庭都护和节度使先后在此办公和居住。这个大格局经宋辽、蒙元时期的高昌回鹘王国沿用，一直持续到元末明初，城市才在战乱中被彻底毁废。

　　北庭研究何以重要

　　包括天山以北地区的整个西域在汉唐元清等强大的中原王朝看来，都是必须有效统治的区域。从庭州到金山都护府，到北庭都护府，再到伊西北庭节度使的转变，正好体现了唐朝投入巨量财力和人力，加强军政建设，有效统治天山以北草原地区的努力。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北庭也因为大唐文化的熏陶润泽在宋元时期成为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的地区。

　　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网络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在“四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守卫疆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方面最珍贵的见证，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在历史上长期维护丝绸之路的安西和北庭体系同时也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和全世界很多相似的遗迹一样，值得全人类共同珍视和借鉴。

　　(作者：郭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