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称南京惨案应反复写 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大(2)

　　海外多数作家不愿进入主流

　　傅小平：当下，随着海外华文文学越来越引起关注。很多大陆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异域生活拓宽了海外作家的视野，使其写作获得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而且，现在不少作家有海外生活的经历，也有海外移民的身份，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中外之间。所以你们成为很多作家艳羡的对象。

　　哈金：嗨，人往往是这样，吃着自己碗里的，看着别人锅里的。海外作家的视野并不宽阔到哪去，他们有自己更难的苦衷。比如，选择在大陆长期居住，也标志着很难坚持在边缘生存，采取对中心的依赖。新鲜的题材并不等同文学价值。像我说的那部关于民工的宏大小说，只能用汉语写，只能在对当下的国内生活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才能写。福克纳几乎从不旅行，只写自己的家乡，他的视野源自他的内心和天才。

　　傅小平：你身处异域他乡，写的却大多是纯粹的中国小说，这些小说里，基本不出现外国人的形象。与此相反，国内一些作家的写作，特别喜欢夹杂洋腔洋调，以显得自己有国际视野。

　　哈金：开始只想，我也只能写中国的事情。后来慢慢范围扩大了一些。文化冲突是大家都关心的题材，但我目前对它没有兴趣。题材跟作家本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系，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可能是因为我甘愿生存在边缘。最终，优秀的作家必须有不同的眼光，看问题独到，至于国际视野并不重要。如果谈论同样的问题，你说得与众不同，而且有道理，大家就会认真听。关键要努力做到“飘然思不群”。

　　傅小平：在国内，经常有作家抱怨创作环境不够理想。认为社会大环境喧嚣、浮躁，作品只有经炒作、获奖或改编成影视，才能引来关注。你在海外，面对的或许是很不相同的环境，但同样有艰辛磨难。尤其是在进入美国主流文坛之前，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顺利，你是怎样坚持过来的？

　　哈金：大陆作家生活得舒服些，但体制确实也有限制人的地方。存在的方式不同，写出的作品也不一样。我不觉得进入了主流，也说不清什么是主流。海外绝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进入主流，因为主流往往意味着保守，是被推翻的对象。大家也没有什么“顺利”的感觉，一本书比一本书难，像爬山，越爬越艰难。如果能写出一本好书来，那是万幸。但大家对文学小说和畅销书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像在国内把畅销小说跟文学小说混为一谈。比如，《追风筝的人》和《朗读者》，连我的学生们提起这类书都摇头。靠畅销成名是短命的。

　　傅小平：要是获得国家级的茅奖、鲁奖等重要奖项，国内作家基本上相当于功成名就，再也不用为改善生活忧心了。你频频获奖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写作就有了很好的安顿？

　　哈金：国外的作家都没有安全感，写不出作品你的文学生涯就没了，哪有什么功成名就这一说。有些大作家最后连书都没有人给出。最近我读过一位曾经富有盛名的小说家的自传，是一家非常非常小的出版社出的，虽然书写得漂亮极了。国外的小说家基本上是独来独往，纽约上州住了一些作家，从来不跟外界来往，只是出书时露一下面，做做宣传，平时只专心写作，有的十几年也听不到他们的动静。还有的作家出书时也不跟外界打交道。

　　非母语写作的难度

　　傅小平：你是用英语写作而获得了西方文坛的认可，你最初怎么想到用英语进行创作的？

　　哈金：我选择英语写作是因为在汉语里无法生存，当时连教汉语的工作都找不到，由于没有汉语的学位。当然终极的原因不是完全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当年我说了一些愤怒的话，护照就不给延了。手中没有中国护照，又暂时回不了国，七年后就入了美国籍。决定用英语写作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经过一年多的考虑之后才下了决心，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这个决定是非常痛心的，但人总得生存下去，得活得有意义。

　　傅小平：如果说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思维，英语怎样影响了你的写作？

　　哈金：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是难的，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同样有很多难关。语言并不决定个人的思维，虽然用英语写作就要用英语思考，也要有英语文学传统的意识。我认识的人中有懂十几种语言的，但他们并不智力过人。比方说，纳博科夫就一再强调他用意象思维。至于非母语写能催生文体创新的说法，那有些太浪漫，有几个人曾做到？光花在掌握一门语言上的功夫是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我还是那句话，最好用你的第一语言写作。某些人用外语写一两本书也许不太难，但要走得长远，是要付出超人的劳动的。小说家最宝贵的财富是青春年华，要想写出里程碑式的书，动笔要趁早。

　　大学是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

　　傅小平：国内也有作家受聘于大学当客座教授。他们中有一部分，在大学任教几年后，作品随之沾染了学院的腐朽气息。在美国，作家在大学任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教学工作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哈金：教书对写作的影响主要是要花费很大精力，但教书能给作家们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不受制于图书市场，专心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另一方面，大部分长篇小说家不愿意教书，许多大学想雇用长篇小说家，但雇不到。我原来教过书的艾默里大学的原副校长，有一回给大家看了他对学校的“如意算盘”，其中有一条是学校将拥有一位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长篇小说家。二十年都快过去了，他们还没找到那样的人。对我来说，教书还有几个好处，教文学会常常提醒自己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跟年轻作家打交道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写什么，使自己不孤陋寡闻。我们住在乡下，非常安静，这一点我十分珍惜。对于人们一贯认定的“流亡作家”来说，大学也是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大学里教书，也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

　　傅小平：你是否认同自己是“流亡作家”？

　　哈金：我更多认同的是移民作家，当然移民和流亡常常很难分开。但我跟纯流亡作家不一样，我没有值得夸耀的过去，不完全把自身的存在限定于跟故国的关系中。比如，“回归”这个词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过去从来都是现在的一部分，因为一旦上了路，你就回不去了，只能往前走。

　　傅小平：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哈金：最近英文版的《南京安魂曲》和中文简体字和繁体字两个版本同时出来，身心有些招架不住，好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最近在读村上春树的书，很喜欢。他在思想和结构上并不强，但在字句和段落方面做得非常好。刚买了英文版的《2666》，准备认真读一遍。

　　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