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称南京惨案应反复写 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大

　　傅小平

　　哈金

　　1956年生于辽宁的一个偏远的小镇里，14岁的时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中苏边界。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作，用英语描述中国的血肉。哈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词海》(Ocean of Words)获得1997年“海明威文学奖”。近年来他的小说《等待》、《南京安魂曲》使他的名声“回归中国”，至此，哈金墙外开花墙内外都香。

　　我坚信

　　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对比《等待》出版简体中文版时受到的冷遇，《南京安魂曲》可谓是“热得快”，媒体一片叫好，你的作家朋友余华、阎连科都对这本书给以鲜花和掌声。你怎么看这种反差？

　　哈金：这么多年来我懂了一个道理：你期待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总提醒自己别期待任何东西。直到《收获》出版《南京安魂曲》前，我和季思聪(译者)都一直不敢相信会在大陆出版。对余华和阎连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也明白最终一切是由时间来裁决的，不该期许什么。《等待》确实不一样，这部小说在文学上是有其位置的，因为孔林这种人物以前没出现过。不久前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刚播送了《等待》全书，可以说这本小说仍在发现读者。现在还不知道我别的作品的简体中文版能不能出来，如果能，当然我求之不得。我坚信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有媒体写到对你这本《南京安魂曲》的采访时，标题径直就是“用西方视角写南京大屠杀”。对所谓的“西方视角”，你有何感想？

　　哈金：所谓“西方视角”是别人加上的，不是我说的，但这并不是最重要。故事的讲述人是高安玲，是个中国人，当然她跟普通难民不一样，会说英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技巧上说，讲述人必须能思考，有文化，眼界宽阔些，否则，很难把故事讲好，讲丰满。我让这个故事围绕着魏特林展开，因为她是当事人，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无论怎么说，魏特林都不是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也是国际经验，我要在国际经验的背景下来写南京大屠杀。别忘了，日本仍有些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根本没发生。我本人不是基督徒，但对魏特林这位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的英雄，不管她是什么教徒，就应该大书特书。如果有人反对我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中任何一人有那种壮举，我也会写他们的。做人应当有良心，应当知恩图报。

　　“南京惨案”应反复多写

　　傅小平：面对一些灾难性事件，国外常会出现相对厚重的作品。国内的情况并非如此，作家总是把原因归结为体制和其他外部环境造成的藩篱。你长年置身海外，对此怎么看？

　　哈金：首先是太难写，在历史的浩劫面前，文字往往是无力的，无论怎么写也很难做到恰当。其次是劳动量太大，结果又不可预知，所以，必须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我已经有九本小说在前面，这本如果失败了，也不会有毁灭性的打击，但对新作家来说，这种风险担当不起。我觉得体制实际上会对写这类书作者会有很大帮助，当然也会有限制，关键是个人的眼界和才华，不应该把大家绑在一起、分成类来讨论。

　　傅小平：那么，同一个历史事件被不断重述，会不会产生过度阐释的情况？

　　哈金：对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多写，而不是少写，但必须要写得好。理想的状态是每一部新作品都不重复以前的作品，都有新的贡献。这非常难做到。

　　傅小平：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的确陆陆续续有作品出现。在影视界，有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也有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总体看，相关文学作品受到了普遍好评，电影制作则引来一片叫骂声。

　　哈金：电影是大众文化，很难让人静下来认真思考，再加上时间和艺术形式的限制，无法像小说那样来得从容。电影《金陵十三钗》我没看，但我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那个故事的起点的确不很牢固，但不是说不能做，要看怎样做，怎样才能超越故事的局限。我前面说过，女人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打不过人家就得把女人交出去。日军中有专门祸害女性的文化。有一个日本兵临死之前告诉他的战友，最大的遗憾是还没干过中国女人，要他们今后为他多祸害些中国女人。《金陵十三钗》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的确让中国男人们脸上挂不住，心里不舒服，但艺术是应该能够打破禁锢的。这个电影要成功就得超越色情，超越艳丽。

　　傅小平：关于“南京惨案”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华裔作家创作的，如你、张纯如和严歌苓等。我了解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收藏，然而大陆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想到利用这一部分写作资源，是缘于何种原因？

　　哈金：我想应该跟美国华人从未停止过纪念南京大屠杀有关，每次参加这类活动都觉得历史扑面而来，反过来在国内对此事的记忆很模糊。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我也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国内的作家多是职业作家，比较难承担失败。比方说，你为写这样一本书申请到到一笔专款，但写不好怎么办？无法交差，会对自己的作家生涯造成重大挫折。相比之下，海外作家对失败的承受力要强一些。其实，这种书写好了，压力也大。比方说，我的小说从此很难再进入日本市场；一开始我就是准备丢掉那一片的。我明白为什么张纯如那么沮丧，好多日本人盯着她，跟她吵架，好像她犯了什么罪，必须道歉。这些都会给要书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但据我所知，有些海外作家一直在写这个题材。有一位夏威夷的华裔诗人写了一本诗集，全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还有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一直在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傅小平：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有其特殊性，国内作家写作容易带入民族主义的情绪。你是不带偏见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这很能体现叙述难度。

　　哈金：最难的是找到正确的叙事角度，找到以后就不那么难了。当然，改了30多遍之后整个故事已经在心里了。我力图做到客观，但不是零度写作，我是有立场的。比如，德国人施佩林跟朝香宫亲王见面，求他同意暂时停战，史料记载施佩林去见日本军方，但并没细说。我虚构了那个见面，因为我坚信朝香宫是大屠杀的主魁，也就是说日本皇家才是真正的战犯。还有，1937年12月24号日军去金陵女子学院抓走了21位女人，魏特林并没有说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但我写下谷寿夫的后勤部副部长亲自去做这件事，因为他那个第六师团最凶残，杀人无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的原则是把故事讲好，讲清楚，让细节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