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选在邓小平复职当天要求“病休”？(2)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即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他极力推进邓小平复出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本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