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选在邓小平复职当天要求“病休”？

　　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是一件对现在，对将来的中国政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关全局大事。为此，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最终决策者。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