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方案”：与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2)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原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和第二轻工业部正式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出任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据顾秀莲回忆，李先念和余秋里曾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他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顾秀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初步确定，把项目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设想建“三大化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后来，天津倚借大港油田的优势，想把原定在上海的项目抢过去。李先念最终拍板，在天津追加一个石油化纤厂。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 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四三方案”实际上是新技术引进工作的恢复和大发展。

　　具体的引进工作，由外贸部下属的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

　　41岁的英文翻译曹经纶，被从东北吉林舒兰县的五七干校紧急调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福利院的老年公寓中见到曹经纶时，他正和一群老人唱歌。今年82岁高龄的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曹经纶已经3年没碰英语了。中技公司是为完成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而专门成立的。后来，机缘巧合，原来学俄语的曹经纶转学了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翻译，60年代参与了对西方的技术引进工作。“文革”开始后，公司解散，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1972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职工被紧急调回，参加谈判。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