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润谈父亲茅以升:他的一生有“五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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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诸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课,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兄弟姐妹6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100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10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做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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