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电视连续剧《空镜子》问世以前，万方还是个名声与实力不太相称的女作家。虽然已颇具实力，名声却不大。万方总像套中人一样封闭着自己，在20平方米的写作间里任思绪驰聘，却少与外界的热闹场有什么交流。其实，她早在十多年前就拿过电影“金鸡”最佳编剧奖。

　　是《空镜子》在全国的热播，让很多人知道了《空镜子》的作者万方原来是曹禺的女儿。而这一年正是万方“知天命”之年，一个经历已经丰富而精力仍然旺盛的作家。

　　也许是父辈的名声太大了，作为中国话剧界泰斗，曹禺的名气已不需要任何形容词了。而万方从记事的那一天起，在父亲身边就如同一个小公主，总是被人们宠着。

　　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是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和医生，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

　　但曹禺不得不承认潜移默化的力量，同时还有天性。他发现万方小时候对事物有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她看天上的乌云，会琢磨出种种鬼怪的影子，从墙壁的水迹中她能找到公主、国王、神仙，能和童话里的形象对上号。她跟着父亲去看《雷雨》，看着看着她哭了，曹禺以为她是被响雷声吓哭的，其实她是被悲剧情节打动。

　　她特别喜欢写诗，上幼儿园时居然能写短诗，那诗句是大人想不出来的句子。万方被父亲带到人民大会堂，熟练地背诵了一串毛主席的诗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位气宇轩昂的老人听罢鼓掌并与她握手，她看着这个人面熟，曹禺告诉万方：跟你握手的就是周总理啊！十多年后，就是在这个大会堂外，万方在“四·五”清明节上念了她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在场的人都哭了，给她塞条子留地址，希望得到她的诗。

　　万方15岁时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文革”使她父亲和全家跌入深渊。他们住的八间房被红卫兵抢占，她深深挚爱的母亲方瑞也在那个年代去世。方瑞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后代，她良好的文化素养被吴祖光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母亲对万方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父亲，万方在幼儿园作的小诗都被母亲抄录在小本子上，直到她离开人世前还保存着。母亲的去世给万方的打击极大，30年的时间过去后，她还常在梦中与母亲攀谈，还希望来世再作母亲的女儿。

　　17岁时，瘦小得还像十三四岁女孩的万方便到吉林扶余插队，她在田头常常有被风卷起的感觉，有时饿极了便到老乡家要点杂粮与咸菜。回忆起那段生活，她说当时的心情还挺愉快，因为毕竟从“狗崽子”、“黑帮家属”的歧视中走了出来。与她一起干活儿的还有不少劳教的小流氓，她说那时的流氓也讲些义气，对自己犯的错误还感到后悔。这段被放逐的生活成了她以后小说中常常使用的氛围。

　　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颜庭瑞政委也是个作家，他非常崇拜曹禺，认为曹禺是难得的国宝，他冒着风险想为他景仰的前辈做点事，便把万方从农村调来搞创作。她到基层、到野战军去体验生活，却只能不差分厘地用作品去诠释当时的政策。她虽然比后来的知青作家更早地动笔，但恰恰这几年使她疏远了知青生活，未能在70年代后期同那些知青作家一同崛起。

　　直到80年代初，她才正经开始创作。她为曹禺改编电影剧本《日出》，改名著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幸而她有着与曹禺的父女关系，可以同父亲深入交流。曹禺发现女儿的感觉很灵，不仅改编得很有效率，而且让当代的青年人看得也很过瘾。《日出》获那一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曹禺的作品是一个宝库，万方爱父亲，也爱父亲的作品。身为中央歌剧院编剧的万方又尝试用歌剧形式改编《原野》，对此曹禺是很担心的。因为，《雷雨》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却远没有达到话剧的水准，而歌剧与话剧艺术形式上相差更远。但万方对原作进行了浓缩，压成四幕歌剧，而人物与感情乃至动作都在，加上她的唱词写得好，既是人物的，又高于人物的，作曲家拿到唱词就说：“我的音乐已经有了。”这个歌剧在中国演出成功，又在国际一流的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艾森豪歌剧院上演，万方应邀出席首演。这个剧耗资100多万美金，导演是马里兰大学音乐系的主任里昂梅杰，被美国称为“中国人的戏，美国人的制作”。入场券售价高达129美元一张，但十一场演出票还是销售一空。这是万方又一次成功，但她把荣誉更多地给了作曲，她说：“歌剧毕竟是属于作曲家的。”

　　万方并不是吃父亲老本的作家，她最喜欢写的是小说。她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劫难逃》、《杀人》、《未被饶恕》、《珍禽异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她又很实际，她感到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她不得不经常涉足电视剧。她知道写电视剧要占去她不少时间，而且写多了使写小说的感觉都受影响。但她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她不得不变得世俗些。

　　她父亲虽然是大师级人物，但80年代后期老人过得很拮据。有一年春节中国剧协补助了他一千元，万方也给老人送钱，多病的曹禺才过得不算狼狈。只是后来随着版权法的实施，香港买了他的演出版权，女导演李少红买了改编《雷雨》的版权，才使曹禺真正过上小康日子。万方不愿自己的晚年也像爸爸这样，她要趁年轻把钱挣足，要没有后顾之忧地写小说。

　　万方写了几十集电视剧，拍完后她基本没有看过，她说好坏都是导演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牛玉琴的树》。为这个剧她去陕北采访了牛玉琴，她惊叹在这荒漠的黄土地上，一个普通的女性农民会用怎样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离家15里的地方种下2万亩树。在采访中，万方发现牛玉琴的腰间总是挂着丈夫留给她的小铃铛，种树是他丈夫生前的遗愿。她丈夫得了骨癌，在医院锯下一条腿，她把丈夫的腿留好，只是丈夫死后才同遗体一同埋掉。丈夫一直支配着她的生命和理想，使她这个小人物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万方写剧本几乎是一气呵成，播映后反响很强烈，有关部门评价，看来主旋律也可以写得很好看。牛玉琴成了英雄，几次来北京作报告，总忘不了问候万方。万方却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劝她找个男人。

　　万方和曹禺既是父女，也是朋友。作为一个大戏剧家，曹禺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小时候万方被父亲带去游泳，胆怯的万方进水后便抓住池边不松手，曹禺却按住她的头往水里扎，吓得她嚎啕大哭，曹禺却哈哈大笑。万方学骑自行车时，年过半百的曹禺扶着车在后面跟着跑，他不时撒手让女儿摔个跟头，后来撒手也不摔了，万方的车算会骑了。哪怕讲故事，这位大师也颇讲究戏剧结构。他让万方当故事中的三公主，万方妹妹当四公主，讲着讲着三公主变得又狡诈又懒惰，万方大声抗议：“三公主是曹禺！”曹禺把女儿逗急了很是开心，但接下去三公主变得既善良又能干。这种刻画人物的起伏也给了万方很深的印象。

　　万方很理解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她知道父亲内心深处的孤独，为此她很感激她的继母李玉茹，并且亲切地叫她妈妈。李玉茹的女儿李莉是导演过《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的名导，她和万方本来是很好的合作对象，但一南一北，始终没有机会。曹禺对女儿的个人生活也特别理解，万方婚姻曾有过一次变化，她现在的丈夫程世鉴也是一位剧作家。曹禺当初担忧的是婚变对可爱的小外孙成长不利，但后来知道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曹禺深情地写下：“万方有个儿子，也是圆头圆脑，很聪明。在儿子身上，她这个母亲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也尝到了不少痛苦。我不想谈孩子的婚姻、感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曹禺的晚年疾病缠身，一直住在医院里，当年充满着睿智、思辨与幽默的人被岁月消蚀成这样，万方为此写道：“我注视着爸爸，同时，我能感到他的梦。此刻，他的一生就像梦境一样，既真实又虚幻。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有愿望把这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于是，在很多时间里，他孤独地呆在梦里……”万方深知父亲内心的痛苦，她不管多忙，三天两头便去探望父亲。曹禺只有通过女儿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会像小孩子似地问万方：“今天给我说点什么呀？”曹禺的记性越来越差，对每天打针送药的护士常常张冠李戴，却不时讲出大师的妙语，他对万方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我们老人让年轻人受累，小孩也让人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画好了，让你知道该走了。”万方安慰父亲：“你也可爱呀！”曹禺无奈地笑笑：“你是我女儿，没有办法。”

　　曹禺晚年最感痛苦的是，他二十出头就名震海外，被西方的同行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但在壮年后他的作品很少，而且失去了早年的光彩。这当然不是曹禺一个人独有的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但一直活到近21世纪的曹禺生命的最后几年愈发伤感，他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想托尔斯泰越难受。”此时的万方是他惟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他的家属中只有万方一个人懂创作，他把万方视为生命和事业的延续。曹禺在病房内看了万方创作的《牛玉琴的树》，第一次放开了表扬女儿一次：“小方子你能行，能写出大东西。”

　　作家出版社要出万方的小说集《和天使一起飞翔》，非常希望曹禺写点东西。此时的曹禺身体十分虚弱，写一个字都很费力。他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写道：“在我的女儿里，万方是比较像我的一个，所以她成了写东西的人。她写的东西我看过，小说《杀人》我觉得有力量，给人思索。我曾担心她会是一个比较专注自己内心的作者，现在我不担这个心了，她能够写完全不是她的东西，极不相同的人和生活，而且是那么回事儿。可以说她具有创作的悟性和本领了。”曹禺对女儿的爱体现在毫无拔高、偏爱的期望中，这位为中华民族留下堪称诸多瑰宝的文化巨人用最后的几百字告别了文坛。在这之后的几天，老人在沉睡中结束了他灿烂的一生。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6月号，原摘自《人物》，文/金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