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15日电 题：韩建业：人类早期文化交流何时突破万里阻隔？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迁徙开始到中国汉代丝绸之路之前，被广泛认为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如何突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实现交流互鉴？就交流影响而言，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成果对后世有哪些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韩建业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丝绸之路出现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历史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文化在起源上有何关联？根据目前研究，人类社会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追溯到什么时候？

　　韩建业：世界上的原生文明主要有三个，包括中美洲文明、早期东方文明、早期西方文明。其中，早期西方文明，不管是两河流域文明还是埃及文明，文明之火都是由苏美尔人“点燃”的。根据楔形文字的记载，苏美尔人是“来自东方的黑头人”，黑头人即黑头发的人，苏美尔早期的一些人形雕塑头上就有黑色沥青的头发形象。

　　语言学家则认为，苏美尔语与西亚古老的亚非语或后来的印欧语都没有关系，而与东方的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关系密切。因此，苏美尔人“点燃”的西方文明火种会否来自东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至于最早阶段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迁徙)，在新石器时代或许就已出现，但目前证据并不充分。就彩陶来说，在中国和西亚都至少产生于公元前6000年以前，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但实际上东西方彩陶流行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迄今并没有发现它们彼此存在交流的直接证据。

　　早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明确的时间应是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的亚欧大陆丝绸之路之前存在三大早期文化圈，在学界备受关注。这三大圈是如何划分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韩建业：亚欧大陆是人类早期活动和发展的中心地带，也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舞台。早期人类文化颇多共性，但又异彩纷呈。可将全新世(距今约1.17万年以来)至丝绸之路出现前(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小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以亚欧草原为主体的“早期北方文化圈”。

　　全新世亚欧大陆三大文化圈形成的深层背景，在于自然地理环境。早期东西方文化圈的区分，关键在青藏高原隆起形成的巨大障碍，分割出相对独立的两大地理单元和两大文化单元。当然，东、西两大地理单元的自然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也存在差别，从而为两大文化圈的各具特色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两大地理单元都属中纬度地区，温度降水适中，土壤丰厚，所以都发展出谷物农业和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社会。

　　早期北方文化圈则不同，它和东西两个文化圈之间并无很大地理障碍，其相对独立主要源于高纬度、低温度以及草原-森林环境，整体更适合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北方文化圈后期受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

　　文化交流是三大文化圈发展演变的重要机制，但并不总是和平。三大文化圈之间较大范围的交互地带，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往往也是文化碰撞和人群冲突的前沿。

　　中新社记者：在早期三大文化圈中，东西方文化如何交流？经历了哪些阶段？

　　韩建业：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主要指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迁徙之后、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两大文化圈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交流通道，通过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交流，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铜石并用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初创期。东欧-南俄草原文化虽通过草原北道远距离拓展至中国新疆西北部，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中国腹地的迹象。中亚南部的彩陶等物品可能已通过绿洲中道零星进入甘青地区，形成最初的“彩陶之路”，黄牛、绵羊等也从中亚地区陆续进入甘青地区，中国西北地区出现新的经济形式和艺术题材，为早期中国“古国”文明的形成增添了新鲜血液。

　　青铜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兴盛期。通过草原北道的“金属之路”和绿洲南道的“彩陶之路”，先是“西风东渐”，再是“东风西渐”，最终使青铜时代的亚欧大陆逐渐连成一个整体，引发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对早期中国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期铁器时代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熟期。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欧亚草原文化融为一体，欧亚草原的艺术和宗教观念远距离渗透至黄河、长江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典型文化因素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地，而中亚南部文明或许对秦汉“帝国”产生过一定影响。

　　由此可见，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形成，主要是东西文化交流之果。

　　中新社记者：早期东西方文化圈历经三大阶段的持续交流互鉴，对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哪些影响？

　　韩建业：东西文化交流的三大阶段，恰好对应东西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应该不是巧合：文明迸发的内在力量促使人群向外扩展、文化对外影响，这可能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出现和发展的内因；而每个阶段的文化交流都为东西文明带来新鲜血液，促进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塑造早期东西文明的气质和内涵。

　　就交流方式来说，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人群生活空间的渐次扩展和迁徙流动为主，更多体现在技术和思想上的交流，而非物品的直接交流。直到战国晚期，才有中国腹地物品远距离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就交流方向来说，有时候“西风”盛，西方对东方的影响更大一些，是“西风压倒东风”；有时候“东风”强，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一些，是“东风压倒西风”。但多数时间和总体上两者是相互交流的关系。

　　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远距离、间接的早期文化交流，虽未从根本上动摇早期东西文明各自的深厚文化基础，但却对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为之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新社记者：作为东方文化圈和东方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作出哪些贡献？自身发展有何特色？

　　韩建业：早期东方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中心在黄河、长江流域，主体是涵盖中国大部地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东南部包括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东部涉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岛，北向波及亚欧草原，西向触及中亚。

　　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发现于华南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南缘)，至今已有两万年历史。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面貌各异的陶器开始在中国中东部扩展，浙江上山文化陶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并随时间推移不断向四周拓展。

　　中国还是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水稻在长江流域南缘的栽培历史有1.5万年以上，黍在华北地区的栽培历史也在1万年以上。此外，中国至少在9000年前已饲养家猪。

　　总体来说，东方文化圈诸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其根本在于定居和农业。大约公元前4000年之后，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大部已确立农业主体，形成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陶器复杂多样，彩陶盛行，漆器和丝织品开始常见，日常生活丰富，出现中心聚落，社会分化，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并向周边拓展影响。

　　早期中国超大规模的定居社会和农业经济，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东亚地区人们稳定内敛、敬天法祖的观念。约公元前3000年，人群间冲突空前激烈，社会急剧复杂化，早期中国文明正式诞生。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国这片热土，但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来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和丰厚的历史记忆，这些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源所在。(完)

　　受访者简介：

　　韩建业，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新石器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领域，已出版《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等学术专著约20部，发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全新世亚欧大陆的三大文化圈》等研究论文约200篇，3次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和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