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

　　有人跟周坚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像他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包括后来的“文革”中，都没怎么受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说，算是很不错的了。

　　周坚有时候也琢磨这个事儿。在周坚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他早就不当权了，就没人搭理你。”他认为，这一个是父亲退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

　　“1960年我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一叶肺，那时他已经接近60岁。第一次手术大概做了五六个小时，我妈说她晚上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一去，我父亲不在病房里。人家告诉她又推进手术室了，做第二次手术，因为胸腔有个毛细血管没扎死，胸腔渗血、积血。

　　“那以后我父亲一直养病。后来他当过三届的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和人大常委轮着干，一届政协一届人大。去世时他是总参顾问。

　　“再一个，可能因为他没有什么威胁，你本身是有‘污点’的——按照过去的思维，他曾经七年脱党啊，1927年到1933年，这算够长的。虽然1936年重新入党时有正式的组织结论，1942年整风时，贺龙又跟他讲，审查你没有问题。这等于维持了1936年的结论：没有危害过党。”

　　尽管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有那样的经历，不叫污点也是一块阴影吧，至少是让他更加谨言慎行的一道无影无形的警示。所以他的一生都非常谨慎小心。

　　1969年的“一号命令”，要求疏散，当时广东从化是最大的一个疏散点，包括朱德、董必武都在内，一共有29家疏散到从化温泉那里，在河的西岸，一家一栋小别墅住着。这29人都是高官，战争年代就互相非常熟，大家自然互相走动串门。可周坚的母亲跟他说，都是人家来看他父亲，他父亲哪家门都不进，不去看人家。

　　“一到吃完晚饭，大家都沿着河边散步，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朱德、董必武都来过我家，他也不回访。

　　“我母亲跟我说，从50年代进城以后，他就除了办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个人的家，不串门。他只参加集体活动，比如50年代学苏联，跳舞，我父亲倒是挺坚持的，军委组织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他倒是每次不落，都去。但是除了集体活动，个别来往，没有。我小时候有印象，有人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但他从来不去看人家。

　　“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我自己这么分析啊，可能他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有‘污点’我也知道，我省点儿事，不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周坚说父亲一生谨慎还表现在对住房的固执上，他们家1950年从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到现在没动过地方，没搬过家，这个房子已经住了60年了。

　　“我母亲说，当他职务调整时，给他换房子——这是成立防空军时的房子，后来防空军取消了，这房子应该归空军，他不搬，人家也没办法。说了多少次，我父亲坚决不动。最后就是，他到了哪儿，这房子就跟着他归属谁管。这些年这房子就不断地转移产权。

　　“在我印象里，我们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我妈说，还是因为肖劲光到我家来的时候，受到两大刺激：一个是，他一坐沙发，沙发那弹簧把他给扎了；再一个是，我们家那老房子，还是卷纸的窗户，纸糊的顶棚——就是那种秫秸秆上裱糊纸的天花板，四壁也返潮得特别厉害。

　　“后来趁我父亲去广州休养，才把沙发给换了，把房子给修了，也改了窗户。因为他在就不让修，他说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