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学者认为对古典名著的研究应当注重文学性，不能走向版本考据学的深巷，但研究者依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四大名著中尤以《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最为热闹，最近“程甲本”的出台就让文化界关注了许久。事实上，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必须以版本为基础。毕竟，不同的版本都是在原作者的基础上，倾注了他人不同的思想和情感。脂砚斋就是最突出的例证，红学界普遍认为他重评的《石头记》最贴近曹雪芹本意，而众口皆碑。清代毛宗岗父子评注修正的《三国演义》就确立了“尊刘贬曹”的所谓正统思想，成为几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随着现代传媒对社会“统治力”的不断加强，各种“电视本”的四大名著将会不断涌现，较之传统“本子”，“电视本”强调古典性与现代性并重，是现代人对名著的重新阐释与解读，理应受到较多的关注。

　　有人说四大名著是中国人遥远的梦境，它全面提供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经验。无论是《红楼梦》的博大、《水浒传》的传奇、《西游记》的魔幻，还是《三国演义》的恢宏，“电视本”应当运用电视思维，遵循电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拓展出更大的创造空间。1926年梅兰芳演出的《黛玉葬花》被拍成电影，从此便拉开了我国四大名著以影视的艺术形式再现的序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部分内容也曾多次“触电”。而对四大名著整体性的电视改编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根据《红楼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完成，其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分别于1988年、1994年、1998年走上荧屏。

　　从去年开始媒体一直关注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重拍权之争最近终于尘埃落定，竞拍成功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已经举办了多次专家座谈会，以期实现对这部名著改编的划时代突破。笔者既非影视人士，又非红学专家，但姑妄以“四大名著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为底气，对四大名著电视改编得与失聊作评论，以求抛砖引玉。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诞生于我国电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电视文化占据了当时大众文化的统治地位。当时的红学研究亦处于建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以红学家为代表的文化艺术界广泛参与，加之当时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它占据了充分的“天时”之势，也充分体现了精英文化的特质。如该剧一百多名演员是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的新人，由剧组组织红学家培训，让其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奠定红学和古典文化的基础，从而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红楼人物的鲜活形象。而王立平的红楼音乐不但是其个人艺术创作的顶峰，也是我国影视音乐的代表，加上陈力的“绝唱”，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经典。但由于该剧过分强调忠实于曹雪芹原意的现实主义，极大地伤害了原著的浪漫主义文学情境，红楼固然，“梦”尤不足，虽然拍出了流畅、深沉、精细、浑厚的格调，但忽视了作为电视剧应具备的大众化、娱乐化特点，使其难以驾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优势。而一年以后出台的电视剧《西游记》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反面的极端，诙谐加轻松、单纯而童稚，完全迎合了大众文化的简单要求，但这却是以背叛或牺牲原著精髓为代价的，它没有拍出原著《西游记》的“佛性”与“禅机”，没有体现师徒四人复杂的关系，没有挖掘每个角色的个性和内心，虽然六小龄童和李扬的表演无法作他人之想，但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西游记》已经是一部被大众传媒架空了的所谓经典。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电视剧生产也免不了以市场为目标，作“精美商品”之想。而此期出品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由于附属的商品性，以“电视工业产品”来称呼之是很恰当的。这种似乎揉合了电视剧《红楼梦》和《西游记》制作理念的创作没有了个人生命体验的自我表现，也少了许多的神圣与崇高，代之以对故事性、节奏性、受众兴奋点的调动等可视性的重视，力求迎合多层次最大多数观众的需求。但《三国演义》显然有“未赋新诗强说愁”的嫌疑，文戏与武戏头重脚轻，文戏倒是拍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深沉，但武戏除了几个著名战役之外，线条粗糙，套路化、程式化，毫无古代战争的惨烈与壮观，观之犹如隔靴搔痒。由于电视剧《水浒传》的创作班底源自电视剧《三国演义》，使其可以充分贯彻《三国演义》一剧的创作宗旨，以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和趣味性为指引，克服《三国演义》制作上的不足，使之不失经典，又具观赏性。该剧取材自原著的核心章节，以电视剧所能的一切艺术手法为手段，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又赋予当代人的感受于其中，最终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亦获得了文化界的好评。如果该剧能够对原著的社会背景与个人命运作深入的关注，或许会使之“走”得更远。

　　当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是其难以复制临摹的本色所在。重塑经典的深厚底蕴几乎是不可能的，四大名著最好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其本身。这样，似乎对之电视改编亦成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举，但传媒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总是不断地召唤着名著的“粉墨登场”，我们期待着更多版本的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更期待着众多版本中的“名著”出现。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静传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