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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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归一 澳门回家--回归路上看澳门之八

戴亚平

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曾经形象地用“九九归一”将于今年12月20日翩然来临的澳门回归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民族渡尽劫波的历史长河中,聚聚离离,分分合合,聚多于离,分久必合。千水尽朝东,九九终归一,香港回家了,澳门即将扑进母亲的胸襟,带着昨天的泪痕,裹着一路的风尘。

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

妈港、妈阁、马交、Macau、Macao, 从来就不是澳门的真名姓。

澳门自古至今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名字从一开始就极具祖国南国色彩--香山澳、濠镜澳、濠江、镜海、镜湖、澳门,澳门最著名的一所中学叫濠江中学,澳门最有名的一座医院称镜湖医院。

早在距今六千至三千年前,澳门就有了中华民族先祖们活动的足迹。自统一的秦王朝起,澳门正式归入中国历代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初属南海郡的一部分,后划入香山县的行政区域。从宋代开始,澳门已是香山县重要的盐场与海运出口港之一。

Macau的称谓多多少少伴随着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出现,最初的过程现在没有准确记载,不过有两种说法广为流传并被人接受。一是1553年至1557年,葡商得到广东地方官员的私下默许,得到在澳门停泊和晾晒货物的机会;二是葡人在上岸问路时,将妈阁庙误为澳门的名字。至90年代,葡萄牙人在妈阁庙前修建了一座海事博物馆,意在纪念葡萄牙人的发现史,无意中却为后人留下葡萄牙人逐步占领澳门的第一手资料。

值得指出的是,在1840年前的近三百年中,澳门的主权包括军事、行政、海关、司法管理始终在明清政府手中,就连英国人进犯,澳葡政府都要请求中国政府出兵退敌。

鉴于中国、葡萄牙及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人当时对澳门的占领只能处于等待与窥测阶段,“友好”与“通商”只不过是时机未到之前一种无可奈何的掩饰。在中国清政府最贫弱及软弱可欺之际,葡萄牙人终于盼来了机会,挟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英国割据香港之机,葡萄牙人蚕食占领了凼仔、路环两岛,并于1887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对于这一殖民时代遗留的不平等条约,葡萄牙人总有一种看似天真浪漫,实则自欺欺人的逻辑,在中葡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时,葡萄牙人甚至不愿意在文件中写下“逐步占领”这样极为克制的外交辞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鉴于当时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和澳门作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以保留两个相对中立的窗口。同时中国政府又公开表明港澳是中国领土,中国不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声明将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历史上留下的问题。

澳门及香港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在80年代以前的许多年中,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不存在从容解决港澳问题的时机。只有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力提高,政局稳定,才具有和平解决港澳问题的条件。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在最大限度地确保港澳居民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政策,并确保在收回港澳后确保两地的持续繁荣。

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许多年来,澳门同内地山水相连,两地亲情、血缘水乳交融,同饮一江水,同操南国音,但一道关闸,将母子隔在两地,“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没有一天熄灭,澳门同胞盼望回归的渴望没有一天停止。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对澳门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首次提出,“澳门问题将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

澳门问题的解决之前还存在一个中葡建交问题。1974年葡萄牙的“鲜花革命”推翻二战时期延续下来的法西斯政权,为中葡建交提供了条件。另外,毛泽东主席生前对窃取中国领土及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法西斯政权的葡萄牙有过极为深刻的评价,直到萨拉查政权被推翻,才具备了解决建交的气氛。在这之后,两国经友好协商,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定在适当的时候解决澳门问题。

中葡双方于1986年6月30日开始了历时九个月的谈判,中方基于“一国两制”和确保澳门繁荣稳定的原则,同葡方进行了多轮耐心的较量。在谈判期间,葡方一度对中方的诚意产生了错觉,盲目地提出到2007或2017年交还澳门的主张。对此,中方严正指出,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严正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关于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经过中葡双方的努力,1987年3月26日,两国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从澳门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圆满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12月20日这一时间的确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当时的代表团成员陈滋英这样解释:葡方曾根据中方的意愿提出12月31日为交还日期,中方认为,31日距元旦太近,在庆典安排上多有不便。于是经过再次友好协商,最后确定12月20日这一日期。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国两制”方针的倡导者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这一天,澳门居民通过电视收看了现场实况,《澳门日报》出了号外。自此,澳门进入了政权移交过渡期,澳门同胞世世代代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土生葡人飞历奇的家族在澳门已生活了许多代,他和许多澳门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他说,这一天,我的心情特别好,澳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要回来,母亲!”

澳门--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正在回归的道路上疾驰。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9月15日,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由48名人士组成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其中澳门方面代表19人。1989年5月28日,一个由澳门各界代表90人组成的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经过历时四年的数百次会议,在反复协商和广泛征求澳门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基本法起草工作圆满结束。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31日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小宪法--澳门基本法。

在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澳门回归的各项筹备工作加快了步伐。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在100名委员中,澳门委员占60名。到1999年9月,筹委会举行了十几次会议,就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推选、特区政府的筹组、政权交接和一系列法律的修改和确认作了大量的工作。

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经推委会选举产生。200名推委全部由澳门本地人士组成。经过各界人士踊跃报名和资格认定,同为土生土长的澳门本地人士何厚铧和区宗杰成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最后,44岁的何厚铧高票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朱=基在北京签署任命证书,任命何厚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旋即辞去澳门立法会副主席及议员职务,和澳门特区筹委会一起,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全身心投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的筹组工作,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特区政府的各项组建工作。

1999年8月11日,经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推荐,国务院任命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分别为

行政法务司司长: 陈丽敏

经济财政司司长: 谭伯源

保 安 司 司长: 张国华

社会文化司司长: 崔世安

运输工务司司长: 欧文龙

廉政公署廉政专员: 张 裕

审 计 署 审计长: 蔡美莉

检 察 院 监察长: 何超明

至此,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框架已初见端倪。主要官员的的任命也在澳门受到好评。目前,这些主要官员已陆续到新岗位“实习”,为未来工作做各项准备。

与此同时,澳门回归庆典的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在新口岸海滨,政权移交庆典场地正在建设,露出轮廓。

澳门,在12月20日前的最后一百天里,正在回归的路上疾驰。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诗人闻一多在74年前饱蘸深情写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七子之歌之澳门”,“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诗人满怀深情地期盼:不见夫法兰西之阿尔萨斯--洛林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74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告慰诗人,您日思夜念的澳门就要回家了。

我们仿佛隐隐听到那来自珠江口如大海涛声般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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