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十二时辰》说起 如何把历史人物拍得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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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十二时辰》说起,如何把历史人物拍得有意思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右相林九郎(原型李林甫)代圣上执政,与太子李亨、靖安司李必互相制衡,暗中观察和阻挠李必、张小敬查案,但在发现宦官郭利仕(原型高力士)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小敬后,他迅速改变计划,帮助李必、张小敬查案。这个细节如点睛之笔,把林九郎复杂的一面展现出来。
在过去有关李林甫的影视剧中,李林甫被塑造成十分脸谱化的奸臣,口蜜腹剑,嫉贤妒能,导致了大唐的衰败。但在《长安十二时辰》里,这个人物大事不虚的一面被表现了出来,他虽然玩弄权术,为人狠毒,但洞察局势,能够在大局危急时暂时放下斗争,协助政敌破案,仅仅这一个小细节,就让他的形象活了起来,也让观众信服这个人物,毕竟,李林甫能在盛唐担任宰相十余载,让安禄山畏之如虎,仅仅靠阿谀奉承是断断不可能的。他私德有亏,但在治国理政很有一套,《长安十二时辰》对他的还原非常合理。
剧中还有一个细节体现了林九郎的缜密心思。时值上元佳节,圣人(玄宗李隆基)要在宫内宴请严真人(实际上就是杨贵妃),林九郎听眼线说宫中早有流言,暗指郭利仕私卖宫中金器,就命人把招待严真人的金器换成残缺破旧之物。
林九郎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他在利用皇帝的心理来打击政敌。彼时玄宗倦政,宠爱杨贵妃,郭利仕担心大权旁落,规劝玄宗:“若将天下权柄授予他人,那皇帝安危堪忧。”可转眼之间,玄宗就看到残破的茶杯摆在自己宠妃的台前,而负责此事的正是郭利仕,二人之间摇摇欲坠的信任,必定由此动摇,任凭几十年主仆情,也不敌“三人成虎”,林九郎一个小小的茶杯,就瓦解了玄宗对郭利仕的信任,后者和太子暗中筹谋的检举林九郎计划,就此流产。
通过人物对细节的反应,来刻画人物形象,这是历史剧塑造人物常用的手法。林九郎对一两个小细节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嗅觉,这比编剧平铺直叙更高明。
剧中,右相林九郎发表了一番“君主立宪”宣言把人物放到关系里写
历史剧塑造人物有多种手法,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列出四类比较常见且高明的手法,来举例说明。上面说的是通过人物对细节的反应来刻画人物,另一个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法,是把人物放到关系里,通过关系的变化把这个人的特点和改变展现出来。
比如历史剧《雍正王朝》里,编剧刘和平把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放到九龙夺嫡的背景里着重刻画,通过他和康熙皇帝、老十三等人的关系,以及康熙皇帝对他的任命和处置,来深化胤禛、康熙等人的的形象。其中,“胤禛追查户部欠款”是个很好的例子。
《雍正王朝》第三集,康熙派人追查户部欠款。户部欠款人数众多,不但有老臣达官,还有皇室宗亲,八爷胤禩之所以把差使推给四爷胤禛,就在于追查户部欠款虽是个立功的机会,却容易得罪人,且难度甚大。最终,康熙决定让四阿哥胤禛接过这个差使,胤禛希望与老十三胤祥一同办此差事。康熙不允,并说:“朕要你去做真正的孤臣。”这一个人事任命,就把康熙的果决、精明,还有胤禛在他心中的分量(能做实事,不怕碰壁)给体现出来了。
历史剧《雍正王朝》剧照把人物放到对比中写
对比也是《雍正王朝》常用的塑造手法。编剧刘和平在描绘胤禛时,通过同一件事的不同对法,来衬托胤禛和他人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胤禛和八爷党、太子的比较。以第一集的开篇为例。黄河决堤,百万生民受难,康熙在大殿上愤怒,他召集百官群王,独独两个人,迟迟不到场。剧本里特地借康熙之口重复:
“太子呢?四阿哥呢?”
“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禛为什么没来?”
太子在御花园的假山石洞和康熙的嫔妃郑春华云雨。
四阿哥在户部清点国库存银和可供支出。
这是第一层对比。国事当头,太子却在和妃子胡搞。而四阿哥则不顾可能施加的处分,迅速清点国库。太子昏聩好色的形象出来了。四阿哥办事雷厉,且抓得住主要矛盾的形象也出来了。
这个细节也引出来悬念:太子搞妃子,万一被皇帝知道了怎么办?户部是八阿哥的地盘,四阿哥未经允许去户部清查,八阿哥怎么想?由此埋下太子和皇帝的矛盾、四阿哥和八阿哥的矛盾。而我们知道,在《雍正王朝》前半部分,九龙夺嫡里,乃至九龙夺嫡后,四阿哥和八阿哥都是互相斗争的。
第二层对比,恰恰就是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的对比。当康熙问起救灾方案,太子、八阿哥、四阿哥,渐次提议。
其中,八阿哥道:“此次黄患忽发,不在人事,纯属天灾。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抱自疚之意则不必……康熙四十三年,各地督抚为了从国库掏银子,将灾情无限夸大。结果受灾的府县、人数都没有所报之多。因此,儿臣敢于断言,这一次的灾情也必不像奏折上所报之大。”
八阿哥不提主要矛盾,把问题归咎为天灾,规避了所有可能牵涉官员的责任,又挠了挠皇帝的心意。漂亮话,舒服话,却也是八面玲珑的伪善言行。而在整个故事里,八阿哥的基本形象,也正是伪善二字。他懂得笼络人心,护卫着宗亲和士绅的利益,但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气魄,因为他不愿意触碰自己的基本利益。
再看看姗姗来迟的四阿哥的说法。四阿哥首先回应了八爷党的质问,然后开门见山:“刚才胤祀陈奏,应立即降旨灾区邻近省份调粮和户部拨款,儿臣都已听到。可据儿臣所查,邻近省份已无粮可调,户部也无款可拨。”
四阿哥把自己清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朝堂之上的太子和八阿哥都露出难堪之色。而四阿哥提出的对策是:“立刻拨出库银四十万两,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急运灾区,以解眼下之急。其余不足之数,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过冬,抢修已坏的河堤。”
胤禛的形象一下子出来了,观众在这种强烈的对比氛围中,很快明白胤禛和八阿哥形象的不同。
刘和平是擅用对比的高手,《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与赵贞吉、嘉靖的对比、《北平无战事》里国共两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比,都让人物栩栩如生。他做得很稳的一点,就是他会写很多人物,但主次拎得清,哪怕一集十分钟的戏,十几个人物渐次登场,他也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到主角分明,配角有记忆点。
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雍正王朝》第一集的戏,第一集里,剧本里其实先后出现了驿差、康熙、李德全、太子、郑春华、寻人太监、四阿哥、高勿庸、九阿哥、十阿哥、大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八阿哥、佟国维、张廷玉、马齐、任伯安、年羹尧等二十多个人物,四十多分钟内次第出场,非但不乱,还能做到故事高潮迭起、人物个性鲜明,足见刘和平的功力。
写一个小人物的神性时刻
《雍正王朝》开启了清代戏的黄金时代,但也助长了一种潮流,那就是对帝王将相的歌颂剧充斥市场。《康熙王朝》《汉武大帝》《大秦帝国》等,都是以国家或区域的统治者为中心展开的故事。观众看多了帝王将相的故事、正义英雄的杀伐果决,渐渐的开始对这一类产生疲惫,所以从千禧年后,“唱唱反调”成了另一种趋势。
《走向共和》的袁世凯和李鸿章、《大军师司马懿》的曹操和司马懿,乃至这一部《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林九郎(李林甫),都是作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而看到的不一样的人物,他们在传统史观里被简单否定或者定义为奸臣、枭雄,但随着史学界视野的拓宽、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影视剧作者对这些人物有了更强烈的兴趣。
他们的做法不是单纯翻案,而是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这个人内心的煎熬,他那不能被单纯归纳为正义或邪恶的层面。比如在《大军师司马懿》里有一场戏,主题是杨修派刺客暗杀司马懿,自以为成功了。可这时候,他在湖边不是得意洋洋,而是痛苦地大叫。
如果是一般编剧处理,不会有这一叫,但《军师联盟》加入的这一场戏,是对杨修个人的点睛之笔。文人相轻,又互相欣赏,文人求功名,却也爱惜自己的羽毛。杨修自居君子,可他陷害司马懿,是在搞阴谋手段,君子是不耍阴谋的,杨修这么做,是他对自己过往君子身份的侮辱,也象征着他不得不与那个纯洁的自己告别。但杨修毕竟是一位文人,他还有自己的羞耻心,还有自己的精神洁癖,所以当他看到手上的血,他像一个孩子般狼狈。这一笔,让杨修的复杂性出来了。
而另一种趋势,就是对小人物的着重呈现。例如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主角不再是唐玄宗、杨贵妃,而是张小敬这样的小人物,史书上一笔带过的人,成了拯救长安的主角,这就让观众觉得很新鲜,而且这个人物让普通人亲切的一点在于:他没那么多王侯将相的规矩,相反充满了市井气。他救长安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或者匡扶社稷,而是为了长安城里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
朴素的道德感驱动着张小敬行动,一个小人物也可以在特定时刻改变历史。无论是英雄伟人,还是市井匹夫,他们都在某些情况下暂时放弃一己私利,纯粹出于心中的善而去做事,我称之为“神性时刻”。
张小敬体现出小人物的“神性时刻”,平时胆小怕事、一肚子坏水的小人物崔器也体现了出来。
崔器出身“陇右道”,是靖安司里的一个礼仪使。此人“兔唇、歪嘴、吐字不清”,嚼薄荷叶,手握两柄大锤,一脸喜感。他不是单纯的正派或反派,恰恰是许多平凡人性格的缩影——有正义感,有担当,却也有着懦弱、自私、卑微的一面,在表演过程中,演员蔡鹭为了表现出崔器怕被别人瞧不起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一个细节:
“崔器的籍贯是‘陇右道’,蔡鹭为此给自己加了一个小动作。‘士兵胸前挂的那个牌子背面都会写着他的籍贯,我就一直用大拇哥搓那个牌子,因为崔器希望有一天牌子的后面变成一道黑杠,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来自陇右道,这让别人瞧不起。’”(出自:《<长安>崔器“领盒饭”,观众哭了》)
该剧前十几集着重刻画的是崔器无能甚至自私的一面,他做事拖队友后腿,背叛靖安司投靠右骁卫,使坏捉拿张小敬,怎么看怎么像个反派,但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却在靖安司最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
当剧中人物龙波率人突袭靖安司,打算血洗此地时,崔器出于军人的责任感站了出来,他没有帮手,毫无胜算(当时靖安司的守备和右骁卫都因为种种原因被调走了),但哪怕明知是一死,他也要站出来,以一己之力力战数人,以至于贼首龙波都为之感动。临死前,崔器在在军牌上血写长安二字,他一生被排斥被歧视,但在生命的最后,他终于成了长安的一位好兵,成就了自己的“神性时刻”。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