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在谈到城市农民工问题时，黄奇帆表态称，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的问题。

　　【同期】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

　　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在谈到城市农民工问题时，黄奇帆表态称，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的问题。

　　【同期】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

　　凡是大面积存在的，反复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需要改革的问题。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农民工形成了两亿多，近三亿的农民工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又不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又不是农村居民。他处在第三类的两栖状态中。

　　黄奇帆称，这种两栖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一是农民工处在城市底层，在养老、医疗、子女上学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待遇，受社会群体的歧视。二是城市企业用农民工看起来成本低其实不然。三是会形成社会问题，产生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妻离子散等。

　　此外，黄奇帆还特别提及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

　　【同期】重庆市市长 黄奇帆

　　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五千几百块收入，人均五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当你如果解决了三块地的使用权有财产权，这个时候，农村的贷款也会发生。

　　他总结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可以走，当人均收入从四千元增长到1万元 ，内需会增加10万亿美元，如果农民工仍像候鸟一样震荡，会阻碍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

　　记者 马冠朴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