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我是新西兰《中文先驱报》的主编文扬，我参加了两届传媒论坛，有机会争取到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组织者让我代表这个地区在大会发言。好在本报和澳大利亚的华人关系还不错，所以在这里冒昧的做一个代表性的发言。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小的调查。知道文扬的文章，读过至少一篇以上文扬的文章的，大家举一下手。谢谢大家。不太多，知道我的人都没来吗？做这个调查呢，其实也跟我的发言题目有关系。

　　张朝阳先生是互联网时代的代表人物，互联网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我认为是思想者时代。我们《中文先驱报》一直在做开创性的工作，甚至是标志性的工作。我们认为一个媒体至少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互联网时代创造了一个思想者成批的涌现，具有良好环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思想者比以前我们的前辈条件要好千倍、万倍。因为我们现在组织资料，获取知识的手段都大大发达了。所以未来应该说是每一个媒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博客都是一个独立想者的时代。所以刚才知道文扬的不多，知道张朝阳的比知道文扬的多得多，我希望未来的情况会有改观。这个问题也跟我今天上午在分会场讲的有关系，因为我认为现在华文传媒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地位，我们在一个以主流媒体为坐标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谈不上什么和谐、发展。我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设计当中用这种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这样形成了制度性的平衡和制约，但是在第四权里，媒体崛起之后，谁制约媒体？谁制约强势媒体的绝对权力，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以主流媒体为坐标，实际上会发现形成一个非均衡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隐藏了主流媒体的绝对权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习惯于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具体到媒体的环境当中，权力导致侵害，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侵害。我喜欢举的例子是，是2005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专刊，封面是章子怡，后面是长城，整个期刊都是讲的崛起，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其实做这样一个专刊，出版的编辑者都知道她们在做什么。仅仅两年之后，今年的7月份，又做了一个中国专刊，封面是一个破碎的中国磁盘，标题是“谁来修理中国”。通篇又把中国从天堂打入地狱。像这样一种舆论的话语霸权，谁在制约？我还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财富》的一篇著名的“香港之死”，我相信97之前移民海外的香港人有很多人都受了当初舆论的引导，虽然事后媒体也做了道歉，但是具体的侵害已经实实在在造成了。我强调这些问题，我就是想说，华文媒体在这种和主流媒体博弈的格局当中，基本上没有优势。所以华文媒体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起码应该达到的要求。

　　时间有限，我就表达这样零零散散的观点。我们新西兰《先驱报》也是小国家的华文媒体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我们一直在涉及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博弈和互动，希望我们在座的同仁们能够逐步地汇入到这个事业的洪流当中，这个是时代给予我们华文媒体时代新的要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