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纪念广场，镌刻着遇难者姓名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枝黄色的菊花压着“张发英”3个字，风吹过，菊花向一旁偏去，一名黑瘦的男子赶紧上前，扶正菊花。凝视着妻子的名字，这个名叫何先通的东河口村农家男子，眼眶再一次湿润了。

　　每一天，何先通都要向长眠于脚下这片地震废墟中的妻子，献上一枝菊花或一炷香，默默地陪着妻子，生死相守，思念深深。

　　大理石碑边的几米远处，是何先通出售菊花的小木屋和生活的帐篷。每一天，何先通通过向祭奠者和参观者售卖菊花，养活自己、养育儿子，顽强生存。

　　(一)

　　4月底的一天下午，记者再一次来到东河口――这个多处山体崩塌掩埋了780余人的巨大地震遗址。

　　何先通正守候在小木屋边。木屋外，几个塑料桶装着一束束黄的、白的菊花，旁边写着价格，有15元一束的，也有20元一束的。

　　在公园参观的客人不断来到这个记录着地震遇难者姓名的纪念广场，人们纷纷向地震遇难者鞠躬、默哀。这时的何先通就会转身进入小木屋，搬来CD机播发哀乐。

　　有的参观者看见何先通的小木屋和屋前的菊花后，几步走过来，掏出钱买菊花，祭奠亡灵。这时的何先通则默默地一手递给菊花，一手接过钱。

　　镌刻着遇难者姓名的黑色大理石碑周围，摆满了人们祭奠的菊花。风中的菊花轻轻摇曳，诉说着人们对遇难者的思念。

　　东河口的风大，有的菊花斜了、倒了，何先通就上前去扶正；广场上有人丢弃了烟蒂，何先通就拿出火钳捡拾；地面上灰尘多了，何先通马上拿出扫帚来扫……

　　从去年9月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开园后，这个小小的广场就是何先通每天的主要活动区域，除了出售菊花外，他还负责广场的管理和清洁卫生。

　　何先通出售的菊花是远在成都上大学的儿子从花店购买并托运回来的。每天晚上8点左右，何先通都要赶到邻近的凉水镇，接收通过客车托运回来的菊花。地震中，青川道路损毁严重，目前许多道路正在修建，客车晚点是常事。

　　去年冬天的一天，为了等待菊花，何先通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冷风灌进脖子，冻得他在桥上直跳。跳累了，只好蹲在地上，把头深深地埋进双手间。“我那时感觉好孤苦伶仃，但我告诉自己要好好地活下去，把儿子培养成才。”

　　每卖一束菊花，何先通能挣上约1元钱，每月能挣上七八百元，这就是何先通父子俩的生活来源。

　　(二)

　　汶川大地震前，何先通有一个幸福的家。他在山西一铁矿打工，每月收入多则上万，少则六七千元；在老家务农的妻子也勤劳能干，每年喂养、出售生猪四五十头。独子何元凯在成都一所高校上大一。

　　“我们夫妻不光感情好，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儿子享受高等教育，走出大山。”“老婆生前对我说，等到儿子大学毕业，我们夫妻就会过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生活。可好生活还没来，地震把一切都毁了。山垮了，把老婆和家埋在了地下100多米。”

　　去年5月15日下午2点，何先通从打工的山西一路包车紧急赶回老家时，得知妻子已经遇难。“我跑到我家房子所在位置的地震废墟上，找了个大石头，当时只想一头撞死。儿子在旁边哭着说，‘爸爸，只要有我，你要好好活下去，我以后会对你好的。’听着儿子的话，想着和老婆共同的目标，我才决定为了儿子要活下去！”

　　对遇难妻子深深的思念让何先通在板房里“休息”了一个多月，何先通决定慢慢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先是赊了辆摩托车跑摩的，每天吹吹风、见见光，心情好受些。”

　　“去年9月地震遗址公园开园后，我决定在公园里卖菊花，为人们祭奠亲人、悼念遇难者服务。同时我也向老婆献菊花。菊花能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思。通过向老婆献菊花，我才能从哀思中慢慢地解脱出来，这需要时间。”

　　(三)

　　“我现在能和你谈谈我的不幸了。而在过去，一提起遇难的亲人，我就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我们东河口人太惨了。”和何先通一个村的农妇王先会告诉记者，她的老公、外孙以及亲家公也被掩埋于东河口地震废墟下。

　　而去年地震后不久记者赶到东河口时，空气中弥漫着悲伤。许多人在废墟上悲伤地坐着，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说。有的人则在废墟上走来走去，在寻找着什么。

　　地震过去近一年了，和何先通、王先会一样，遭受巨大灾难的东河口人正慢慢地从悲伤、痛苦中走出来。昔日的家园变成今天的地震遗址公园。在公园，他们有的摆小摊，有的打零工，有的当清洁工、保安。一部分人则外迁出去了。

　　52岁的王先会正在公园打零工，每天能挣五六十元，“我们不能再想着依靠国家，而要自己挣钱活下去！”东河口人一边思念着远去的亲人，一边正依靠着自己的双手，顽强地生存着，延续着生活的希望。(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