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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自曝被学生告发 “反革命”

　　近日，“教授被学生告‘反革命’”一事在网上引起热议。一个教古代汉语的老先生自称因为在课上说了一些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话，被自己的女学生告发“反革命”。

　　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在博客中披露:他在上《古代汉语》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

　　杨教授说，后来他被领导叫去谈话，得知有人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他，说他在上课时批评政府，还谈到其他一些敏感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让学校核实。

　　因为有了两名女同学眼含泪水的指责，杨教授据此怀疑是这两个学生所为。“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当然，整个事件还属于杨教授的一面之词，“告发者”没有站出来和教授PK，也没有看到学校的相关表态。但这件事让很多人的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也引发了对大学课堂言论自由的讨论。

　　课堂言论是否有“雷池”？

　　杨教授在博客中对“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表示敬佩，同时也反问他为什么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在告发事件中，教师有没有课堂言论自由的问题首先引发争论。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认为，陈寅恪先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坚守大学精神，首先就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

　　“如果在大学课堂里老师还没有言论自由，那大学还叫大学吗?”网友“冬天的梦”说出了不少人的看法。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则持反对意见：“学术自由，那是在与专业授课相关的内容上观点自由，或者在发表的学术著作上观点自由，或者在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上自由讨论学术，但不是利用课堂去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过，杨教授自称已经被告到了公安局，那么告发事件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自由的理论探讨，甚至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知名刑辩律师李肖霖认为，理论上讲，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还没有禁止语言讨论的禁区，这是依据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确立的。《宪法》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能够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除非出现有人违反了该条款的规定，讨论某一问题的时候将会带来违反具体的有关法律的问题，比如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因此，“不能够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行使言论自由的一个的限度。

　　“我反对”能否成为告发理由？

　　在网上针对告发事件的投票中，57.73%的人支持杨师群教授，告发者获得了32.17%的支持率。而对于在课堂上喜欢借题发挥针砭时弊的老师，“喜欢”、“反感”、“讲讲无妨，但要有限度”的投票者几乎各占三分之一。这也反映出人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立场。

　　大学校园理应是一个学术争鸣、言论自由的地方。很多大学教授不认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在授课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准则。而形成了自己价值观的大学生也不再习惯灌输式的教学，甚至出现与老师意见相左的观点。“我反对”成为大学校园里很正常的现象。杨教授实在有些气不过：“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呢？”如果确是像杨教授怀疑的，两名学生因为不认同教授的言论而告发，这两人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李肖霖律师分析说，一个人告发别人，从法律上来讲是不禁止的。尤其是当明确地知道这个人要打算杀人放火去犯罪的时候，告发他反而成了法律的义务，也就是公民有揭发犯罪的义务。学生告发老师上课的言论也没有被法律所禁止，如果学生确实主观认为这个老师是在犯罪，哪怕认识是错的，也可以去告发。

　　至今为止，杨教授在课上究竟说了什么，批评了什么，到了什么限度还没有完全公开，杨教授在博文中一方面承认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言论，同时坚决否定举报者“莫须有”的内容。对此，李律师表示，告发不能够夸大和诬告，夸大和诬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承担责任也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后果严重”。“目前在这个事件中还没有出现后果严重的情节。”

　　李律师说，如果学生是出于对问题的认识不同而去告发，应该不会是故意的诬告。告状的人行使这样的权利，只要不是故意诬告，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告发行为的本身也并不一定导致被告发者就要承担有罪的认定。执法人员是懂法律，有判断能力的。

　　杨教授是否会“因言获罪”？

　　杨教授博文的题目是《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对于举报者是否真以“反革命罪”告发，或者有关部门真以“反革命罪”立案侦查，杨教授在新近的博文中坦言他也是推论。“上面要我校领导核实我的两条罪名，如这两条罪名成立，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和‘反革命’有区别吗？它只是1997年《新刑法》公布前后的一个罪名文字的更换，其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

　　李肖霖律师表示，无论是举报者告发“反革命罪”还是杨教授推定的罪名，都是对法律的误解。实际上“反革命罪”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了，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是仅仅有言论就可以成立的。对普通人来讲，就是公开讲了要打倒政府，也是痴人说梦。但如果有人提供武装，聚集人群，在这个时候上台宣讲行动计划，将绝对是犯罪行为。因为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暴力推翻政府是反民主的犯罪行为。

　　对于告发事件，李肖霖律师没有杨教授的那些担忧。“政府是应当接受公民监督的，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上公开批评某种政策导致不良后果的报道，政府也常常公开征求公众对某一项政策的意见，以便于改进政府的执政方式。这些向公众征求意见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主动要求公众对政府提出批评。”

　　李律师说，一个健康的民族，是应当能够不断自我批评和反省的民族。各种意见的表达可以防止出现偏激和保持社会的真正稳定。毕竟时代不同了，一个自信的政府应该宽容大度，更何况言论是无罪的。（记者 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