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底，月坛大厦吴栾赵阎律所内，张思之、吴以钢、董秋娜分居三张办公桌后，相距不足10米。

　　前推30年、20年、10年，他们分别是北京垂杨柳中学的语文老师、北京市第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外地来京的一名企业会计。

　　始于1978年的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在30年间身份渐变，令他们3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也在国家公权面前，首次获得了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

　　20年制度真空

　　1979年8月，接到北京市委开会通知时，张思之52岁。这一刻，他是垂杨柳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正在审定高考的语文试卷。

　　“会前保密，去了才知道，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要审判五大领袖，要求我们这些老政法归队审案子。”张思之对归队的要求很不情愿，在座的那些老政法们彼此都能理解。

　　张思之，北京市律协第一届副会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辩护小组组长、《中国律师》杂志创办人。

　　23年前的1956年，新中国风华正茂，29岁的张思之法官意气风发，身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律优等生，张思之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组织与行政关系全在法院，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法院的大楼内。”当年年初，《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不起眼的出访消息，解释了张思之这批法官组建顾问处的政策动力：司法部副部长带队赴苏考察，以筹建既能体现现代司法文明、又能适应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世事难料。仅仅一年，仅仅办了一个半案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张思之就被打成右派，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动改造。环顾四周，张思之并没感到太多的难堪：北京市原有的三个法律顾问处中，两个主任被打成右派；从业的100多名律师中，30%的骨干律师成为右派。

　　1979年，张思之等老政法接获市委书记下发的审案通知，原因有二，一是依照政策应该恢复张思之等老政法的清白之身，二是此前不久的中央64号文件要求全面恢复公检法，人才奇缺。

　　这年9月，因为难以抚平法院将自己打成右派的创伤，张思之选择回到律师行列。他复出之后碰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有意思的是，昔日亲手砸烂公检法的江青，身陷秦城之后，第一个想到了为自己找律师。“她最早提出来想找律师，点名大律师史良，她认为史良敢说话。但史良岁数很大，又是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显然不合适。”

　　允许江青等人聘请律师的决定来自当时的两案指导委员会——张思之回忆称：“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动荡，人们期盼消除人治带来的混乱。最高层有远见：安排公开审判，安排律师进行辩护，向社会发出法制恢复的信号！”

　　不久，坐在10人辩护小组的中间，张思之为自己的委托人李作鹏抹去了2笔指控。次日，这一照片传遍国内外。配文称，是次公审，揭开了中国法制社会的新一页。

　　政府雇员

　　大门徐徐打开，就再未合上。5年之后，张思之所在的北京市律师协会，招进了第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吴以钢，是其中的一个。

　　吴以钢，北京吴栾赵阎律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主任。

　　吴以钢毕业于北大分校中文系。“大一刚过，学校就下发了一个通知，新设了法律系、历史系等几个应用专业，鼓励所有的学生转读这些专业，说社会急需这些人才。”

　　那一刻，放眼全国，很多高校都有类似举动——64号文件颁布后，为了跟上各地政法机关恢复的步调，全国很多高校都做了类似的专业调整，大力培养法律等急缺人才。

　　毕业时，吴以钢的100多名大学同学，分别进入了北京市各个司法机构，好动、爱辩论的吴以钢，则被划进了北京市律协。“系领导把关，看谁性格适合哪个机关，就安排谁去哪里。没人有意见，因为不管去哪，工资、待遇、社会地位都一样。”

　　工作第一年，吴以钢在通州法律顾问处实习办案。吴以钢回忆称，当时穿的是司法局配发的蓝色大棉衣、按月领取行政23级工资，身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代表国家办案，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客观地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坏人’也能获得必要的帮助，家属们当时已经很高兴；法院、检察院、律师当时的关系，相对单纯，不像现在这样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隔阂，律师工作的环境当时很宽松。”

　　1983年，正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特殊阶段——第一次严打令数以万计的案件涌入各个法院，一些违反律师职业基本伦理的事情屡有发生。吴以钢回忆称，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们被召集到一起开大会，司法局领导特意上台指示“要讲纪律，要积极配合公检法工作，不要纠缠枝节问题”。

　　事实上，这时的中国律师，偶尔还需承担一项今后难以启齿的工作——说通被告人尽快上诉。当时死刑案子太多，中院审不过来，就下放了一些到基层法院。其中一些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如果不上诉，就必须要等到法定的10天期满才能执行枪决，如果他们上诉，经过快速驳回等一系列程序，5天就可以执行，以便配合不时举行的公审大会。

　　这样的局面没能持续太久，渐变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悄然发生，律师很快转入了商业化轨道，维护当事人利益成了大多数律师的选择。吴以钢回忆说：“没过几年，官司就越来越多。经常是还没开门，当事人就堵住了办公室的门。社会观念变了，以前大家觉得，打官司是丢人的事，现在则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渠道。其次，国家提倡的多劳多得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律师的收费标准开始松动，多办案子多赚钱。”

　　同一刻，国门也在打开，现代律师制度开始涌入。1989年，吴以钢参加了第一届中英律师交流项目。1990年底他回国时看到，北京已陆续成立了4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洞悉先机的一批律师已经闯出一片天地：同学龚沙，成了专打名人官司的知名律师；朋友武晓冀回国后创办的君合律所，业务突飞猛进。

　　1994年，与4位同事共同出资10万元，吴以钢成立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完成了自己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