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上午10点，开明街上前来购物的年轻人陆续多了起来。自明清时期，开明街就是宁波城中最繁华热闹的商贸街之一，如今依然。

　　开明街一带将近5000平方米的街区，曾经还有另一个令人发冷的名字——“鼠疫场”。

　　资料记载，1940年10月27日，一架日本军机侵入宁波市上空，向毫无警觉的人们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及面粉等。数天后，开明街一带暴发鼠疫，110余名无辜的宁波市民惨死。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热闹的天一广场商圈西北角，距优美的宁波老外滩不足千米，纪念这场细菌战的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就开在华楼巷15号二楼。

　　不过百十平方米的陈列馆，陈列着遇难者亲属提供的实物、老照片及影像纪录片等资料。每一个进入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的人，都会被入口展板上红色的“钜祸！”灯牌刺痛双眼，继而被重新带回到当年那场黑色横祸，在被鼠疫困住的街道，空气中弥漫着病毒，人们在绝望中挣扎。

　　陈列馆开馆背后，是受害者家属、文史专家、政府部门等各界人士付出的共同努力。他们都觉得，“不能忘记”是最重要的。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在开明街和中山东路的交叉口，街头广场的东南角，有一座锥形的塔式建筑，坐北朝南，将近三层楼高，通体为黄铜材质。偶有行人路过，会拿出手机拍照。

　　锥形纪念碑的西北面碑文为八个魏碑体大字：“勿忘国耻 励志图强”。另外两个平面，一面是宁波鼠疫事件的简介，有中英日三种语言；另一面雕刻着开明街当年的地图，以及疫前繁华的街景。

　　退后几步，会发现纪念碑的延伸处是一个巨型的铜雕弹坑。那些巨大的不规则三角形，表现的是日军投掷细菌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最长的一段直通到纪念碑下。

　　往前几步，可以看到铜雕弹坑上面，分散着一些由细密的颗粒层叠堆积组成、拖着长尾巴的凸起，那是用紫铜雕塑而成的鼠疫杆菌。

　　这便是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宁波市新设计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遗址”纪念碑。

　　自纪念碑所在之处往东南方向步行不足两百米，在天一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宁波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每天八点半准时开门。

　　进入陈列馆，右侧的曲面墙上，记载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大厅中间陈列着沙盘，还原了当年开明街疫区的建筑模型，这是根据遇难者家属胡鼎阳先生提供的《疫区总平面图》制作的。

　　沙盘的右下角设置有数个开关，打开后，窗户亮红灯的是被感染的商户或居民，蓝色的为未被感染的，外围红色点状灯包围的是整个疫区。

　　参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那些看不见的病毒是如何通过跳蚤随机选择感染者，以及多少无辜民众的家宅是如何尽毁的。

　　陈列馆所在地，在建设初期就是一片规划好的文化用地。在时任海曙区文管所所长、现任宁波市海曙区社科联副主席的裘燕萍看来，陈列馆尽管面积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据裘燕萍介绍，2009年，这座陈列馆在海曙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区文物管理所和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仅短短两个月就筹备完成。

　　方平时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由于常年搜集细菌战方面的材料，当年被委托负责整个展馆内容的搭建。

　　今年91岁的方平老先生，眉毛被岁月染成了白色，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才思敏捷。在他家中，关于细菌战的相关材料堆了整整几大箱。剪报上，被他细心地注明了日期和报纸名字。发黄的旧照片一叠又一叠。每拿起一张，老人家都还能回忆起照片上的人物，以及当时的情景。

　　方平回忆说，在陈列馆建成之前，每年10月27日，凭吊细菌战受害者时，几百名群众都要举着蜡烛来到纪念碑的栏杆前。

　　方平记得，来自上海黄浦区育西路的76岁老人沈传忠，曾在纪念开明街鼠疫灾难60周年时，冒着酷暑特地赶来宁波。

　　当时老人身上还带着一张他们兄弟手捧姐姐遗像的照片。当讲述姐姐染鼠疫暴死的情景时，沈传忠忍不住老泪纵横，连说：“我姐姐死得太惨了，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总是要还的。”

　　“黑色”的历史

　　沈传忠的姐姐沈凤丹，正是死于82年前那场日军制造的鼠疫灾难。

　　沈凤丹小名叫阿毛，原住在宁波南大路福善里。那一年，她仅仅22岁。开明街暴发鼠疫后，因为不了解情况，她仍然到开明街卖番薯，不料染上鼠疫。三天后，她带着身孕死去，同时还留下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

　　对于更多的宁波人来说，1940年的冬天，宁波街头是一个恐怖的黑色世界。

　　据《宁波市志》记载，1940年10月30日，在开明街口拐角处的滋泉豆浆店，赖福生和妻子赖朱氏莫名开始头痛发烧，第二天晚上双双死亡。当时尚不知情的街坊们哀叹，两人兴许是得了怪病。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三天前的10月27日下午，日军飞机在宁波上空投下了染有鼠疫杆菌的麦粒、面粉、棉絮等物品，同时携带了亿万鼠疫杆菌的跳蚤也从天而降。

　　方平是《宁波市志》的副主编，20世纪90年代他担任宁波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对细菌战的关注正始于此。

　　方平指着七石缸的照片告诉新京报记者，1940年宁波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习惯在天井屋檐下安放一两只七石缸，用来积蓄雨水，喝水、煮饭都能用上。1940年10月27日那晚下了一场大雨，将落在房顶的麦粒冲进了水缸。还有家禽吃了落在地上的麦粒，第二天就死了。

　　接着隔壁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宝昌祥内衣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有人死去。到了11月的第三天，已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最多一天暴病死亡20人。开明街上哭天抢地的哀号声此起彼伏，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凄惨异常。

　　最初，这些人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

　　许国芳时任宁波华美医院检验师，他将院长丁立成从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液和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进行检验。涂片在染色镜检后，能看到许多两端深染的双极体，同时做人工培养，得出了阳性的结果。“是鼠疫杆菌”，许国芳得出结论。

　　随后，经过多次检验以及省级卫生处的复核，11月4日，丁立成在《时事公报》上发表观点，确认是鼠疫。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的开明街几近失控。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死亡者有名有姓的达110人，全家死绝的共12户45人。

　　逃离成为人们的本能。1940年11月5日，宁波《时事公报》正式发文“巨祸，全体市民一起来扑灭鼠疫”。有的镇公所发布通告，拒收疫区居民。随后县政府先后追回疫区潜外的居民38人，而逃出疫区在外死亡者竟达32人。

　　开明街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周围5000多平方米被圈为疫区。三日内，疫区外围筑起一丈以上的空斗墙，搪以泥浆，弧形白铁皮压顶，墙外挖3尺宽，4尺深的隔离沟，防止疫鼠疫蚤外窜。

　　为防止疫源外泄，以消毒队为主力对沿街壁缝用白纸粘封，沿途用石灰水浇洒；店屋封闭，用硫黄熏蒸消毒12小时；撬开天花板和地板浇以石灰水，彻底清除死鼠的秽物；疫区内的狗猫等家畜，一律扑杀。

　　家园变成了墓园。《宁波市志》中提到，当年11月下旬，为杜绝病源，县防疫处决定焚毁疫区。11月30日晚上7时，疫区内11处同时点燃，霎时烈火冲天，烧了整整4个小时，疫区内将近5000平方米的建筑，一夜之间化为瓦砾废墟。

　　如何真实再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宁波实施细菌战的经过？如何呈现当局政府与各界群众防疫救灾？如何让参观者有振聋发聩之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方平在策划陈列馆布置前，不断思考的问题。

　　最终，方平将整个陈列内容分为“时代背景、肆虐经过、查诊救扶、封锁疫区、焚毁房屋、罪责难逃、讨还正义”七个部分。每部分都由历史资料、当事人讲述、实物证据等内容组成，同时借助现代展览的各种技术，制作了灯箱图片和典型场景雕塑，保证在场景、色调上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提及建设陈列馆的意义，方平认为，“我们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为的是不让罪恶的历史再次重演；悼念死难的同胞，是为了吸取血的教训，振奋民族精神；正确对待历史事实，才能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好关系。”

　　“看见”更多受害者

　　如果说早年编纂《宁波市志》时只是方平关注宁波细菌战的开始，后来调任至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后，他对这场细菌战证据的收集更是一发不可收。

　　1999年，方平在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负责帮助编印《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该书讲述的是有关部门的历史资料和宁波医务界人士对当年鼠疫情况的调查研究。

　　编撰期间，怀着对受害者家属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侵华日军灭绝人性暴行的仇恨，方平觉得自己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世纪之交，日本国内出现一些右翼分子，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实施过细菌战，甚至恶意否定侵华历史事实，这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巨大愤慨。方平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

　　2000年，《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这本书出版后，方平向当时宁波市委相关负责人写信，建议在纪念宁波鼠疫事件60周年之际，围绕侵华日军细菌战，组织有关人士与青少年开展一系列的读书、座谈、纪念等活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希望，借此让新一代的年轻人铭记这段历史。

　　也是在这年春天，方平决定筹划拍摄一部纪录片，重新打捞湮灭的证据，重新发现隐藏的名字，他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段黑色的历史。

　　当时方平已经68岁，“本该安度晚年了”。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不仅一趟又一趟到宁波市档案馆翻寻当年的报纸、翻印与当年鼠疫相关的资料，与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进行交叉印证，还踏勘宁波周边各地，专访了当年灾难的受害者家属，录下了许多证人证言。

　　时隔多年，当年受害者家属的悲惨经历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头。

　　傅仁娟老婆婆，当年已84岁。方平记得，当她谈起60年前的往事，总是神情痛苦，目光呆滞，仿佛再次被当年的痛苦攫住。1940年，她与丈夫何福林新婚后不久，丈夫到开明街口的元泰酒店当账房。刚巧碰到日本飞机空投带有鼠疫杆菌的物品，何福林好奇地尝了尝投下的麦粒，很快发病死亡。家住绍兴的傅仁娟闻讯赶来，何福林尸体已被埋葬在老龙湾，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上。

　　从一个新媳妇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妪，傅仁娟孤独地度过了整整60年。

　　方平曾陪同傅仁娟祭扫她的丈夫何福林，老人站在墓前，手里举着“还我丈夫，还我血债”的条幅。看着傅仁娟在细雨中打着雨伞，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蹒跚而行，方平忍不住想哭。

　　拍摄过程中，方平更是得到了鼠疫受害者家属的大力支持。王德豹老人的母亲曹郁氏曾被关进隔离病院，他把珍藏了60年、母亲曾挂过的胸证符号和一张出院证明主动拿出来，让方平尽管拍摄。

　　除了受害者家属，方平还得到了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森正孝曾是日本静冈市的一位历史教师，多次带领日本细菌战调查团来中国。

　　森正孝知道方平正在拍摄关于宁波细菌战的纪录片，不但欣然同意担任此专题片的“顾问”，还先后无偿寄来一些文字资料和6盒录像带。

　　方平感叹，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名原731部队成员的录像，他们都是曾来宁波投放鼠疫细菌的航空兵，“这是重要的人证”。这些资料，都被方平放在了纪录片中。

　　这部时长44分钟的纪录片播出后，森正孝回信给方平，希望这部片子可以被更多的日本人看到。方平认为这很难得，森正孝和他的同仁们从事这些活动，是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承担风险的。

　　历史和现实在这座陈列馆交融。无数两端椭圆、长条形的颗粒，看起来有些像老鼠屎，这是鼠疫杆菌在显微镜下的样子。检验出鼠疫杆菌的那台显微镜，由许国芳捐献，摆放在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的展示柜里。展示柜上方的液晶屏幕上，轮播的正是这部纪录片《恶魔肆虐开明街》。

　　“世世代代讲下去”

　　曾经的灾难未曾归于尘土，而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被永久纪念。关注细菌战的不仅包括各地的文史学者，还有一些年轻力量。

　　在陈列馆的第七个“讨还正义”板块，悬挂着许多巨幅照片，内容大多为中国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团的活动。

　　作为细菌战全国第一战场，以原日军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1940年和1942年通过飞机投放、地面人工撒布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在浙赣铁路沿线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

　　从1995年起，中国民间掀起了“对日诉讼”。浙江、湖南等地的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组成受害者原告团，由留日硕士生王选带领，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支持下，连续前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诉、控告。

　　戴晓辉记得“讨还正义”板块左上角悬挂的照片。2008年，他带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部分成员，与受害者家属、中国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一起，参加开明街的纪念活动。作为第六届会长，戴晓辉站在右边最后一排。

　　2003年10月，王选在宁波大学作了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诉讼自录》的报告，震撼了当时宁波大学大三学生张华星，随后她发起并成立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担任会长。

　　这个草根学生社团，从2004年开始，连续十多年，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数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

　　戴晓辉记得，参加调查的学生们，出发前包里常备干粮面包和方便面。戴上草帽，白天步行到陌生的村子里，四处寻找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

　　晚上回到旅馆，学生们就把两张床拼在一起，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戴晓辉说，社团经费有限，省下的钱，他们就可以捐赠给受害者家属。

　　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但第一届调查会成员朱利军介绍说，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年代久远，幸存可能性很小。因此，后来他们更多关注“烂脚病”——一种由炭疽杆菌引起的皮肤溃疡综合征，腿上的伤口会一直溃烂，并散发恶臭。这些“烂脚病”老人大多生活困难，饱受疼痛的折磨。

　　戴晓辉觉得，他们就是在与时间赛跑。他提到一位调查会成员都很难忘的老人。第一次去老人家做了口述，不料三个月后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如果晚三个月，这位老人的故事就再也不会被世人了解了。”

　　但许多老人都不愿意要他们的捐赠。他们觉得，调查会成员的到来就是一件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戴晓辉说，“对老人本身而言，我们代表着他们觉得应该关注他们的那群人。”

　　一位调查会成员在结束调查时曾写道：“我们志愿追随王选老师的足迹，用年轻的双脚去丈量曾经饱尝苦难的土地，寻找散落在民间被遗忘的历史。在顺着老人的口述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的同时，也给他们送去关怀与慰藉。”

　　回首当年，朱利军觉得，他们从细菌战调查中获得的东西更多。而如今随着时间流逝，老人们一个个离去，当务之急是资料的整理。高强是第三届调查会的成员，毕业后曾担任王选的助手，如今工作多年，时不时还会到王选家中整理资料。

　　努力并没有白费。王选告诉调查会的成员们，他们数十年搜集整理的材料，可能要结集成册进行出版。

　　就像裘燕萍所言，“我们要继续讲这笔历史惨案，要世世代代讲下去。”

　　新京报记者 李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