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左惟：

　　一流大学更要面向国家所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2.6.6总第1046期《中国新闻周刊》

　　身为老东大人，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左惟身上有明显的东大气质。他思维缜密，逻辑清晰，面对问题时经常直指根本，并且总要将所有思考落地。这是他“实”的一面，也是东大120年的精神内核在他身上的延续。

　　自1979年考入东大计算机系之后，左惟此后的人生轨迹有近40年都在这所大学度过。当时，东南大学还叫南京工学院(下简称“南工”)，位列“四大工学院”之一。十年后，这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主动寻求向“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转型。1988年6月6日，在时任校长韦钰的推动下，南京工学院正式复更名为东南大学。

　　120年来，这所大学既有着原国立中央大学“家底雄厚”的工科传承，又继承了以“止于至善”为内核的“东大学风”。如今，这所以工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又面临新的挑战。在百廿校庆之际，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左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指出，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学，衡量不同学科要用不同标准。发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发表高质量论文，更要解决国家希望解决的问题。

　　“止于至善”的文化内核

　　让东大别于其他高校

　　中国新闻周刊：东南大学120年的校史中，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工学院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南工的组建，如何影响、塑造了今天的东南大学？

　　左惟：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奠定了今天中国高校的格局。最重要的是，这为中国高等教育赢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院系调整也对东大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个过程涉及许多学校、学科的拆分和整合。

　　国立东南大学是东大1921年使用过的校名，与其后的中央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主要解决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过去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的老校长郭秉文参考美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在中国引入了现代大学的治理结构，制订了中国第一份大学章程，组建了大学董事会。

　　院系调整后，我国工科院校形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有强烈的行业背景，优势学科主要围绕一个行业展开；另一类就是清华、交大及“四大工学院”等校，其工科门类下的学科分布比较“宽”，是工科的“小综合”。院系调整后，南工的多个学科门类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建筑、机械、动力、无线电、土木等优势学科的格局在50年代就已成型。建筑四杰中的刘敦桢、杨廷宝、童寯以及陈章、时钧、金宝桢、钱钟韩等一批名师，让南工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优良办学传统及优质的师资。这是人们常说的雄厚“家底”。

　　现在有观点认为，大学安身立命之本是人才，但我认为更深一步的是文化，文化让一所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形成自身特色，从而凝聚一大批人才。为什么有些人才在一所大学可以发挥作用、做出成就，在另外的大学则不然，因为前者给他们提供了更适宜发展的文化。

　　每所大学都有独特的精神特质，东南大学之所以成为东大，是因为在120年发展的沉淀积累中，凝聚成了“止于至善”的文化内核。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校训校风有着不同的表述，从两江师范学堂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诚”，到国立东南大学“止于至善”、中央大学“诚、朴、雄、伟”，再到南工时期所表现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校风，是不同发展阶段精神的概括，但我认为其核心及传承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通过追求止于至善，努力办最好的大学。南工时期的校风就是这个文化内核的时代体现，要办当时最好的工科大学。可以说，南工的办学成就和社会影响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内核的巨大影响。

　　尽管我们走过将近30年的综合性发展的时期，但直到今天东大仍保有这种鲜明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形成了东大延续至今的严谨学风及越来越凸显的文化自信。在江苏乃至全国高校中，“东大学风”有口皆碑。

　　“止于至善”典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中国先贤对人之本性及立意的高度概括和崇高追求。我们以“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又以开放性思维不断使其获得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发展。因此，随着时代进步，南工-东大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是“止于至善”精神内涵不断提升的过程。面向新时代，面向综合性大学的建设需求，面向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我们不仅要承继南工时期的校风精神，精益求精把事情做好，更要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提出文化提升，就是围绕“止于至善”文化精神内核，强调突出要“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担当和创新，办中国最好的大学，办世界最好的大学。

　　“工程师大学”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须要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恢复高考后，南工很快就提出要从单一工科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当时学校领导层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又是如何转型的？

　　左惟：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发展的考量起步于1980年代。1988年南工正式更名为“东南大学”，这是在时任校长韦钰领导下完成的。其基本判断是：未来想要在世界上真正产生影响的大学，不大会是单纯的工科大学。“工程师大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转型。到2000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学重新整合的大潮，就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大学提供进一步的支撑能力。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更需要不同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来满足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学科更多层次发展的需求。

　　但东大30多年前刚刚起步转型时，实际上是极其困难的。形成综合性大学，要有不同于单科性大学的治理和文化，这需要几十年的积淀，不是钱和人堆起来马上就可以办出好大学的。

　　韦钰校长当时布局学科建设，涉及很多战略性思考、谋划。具体而言，一是狠抓教师队伍，她在任内破格提拔了一批年轻的教授、研究员，29岁成为教授的移动通信专家尤肖虎就是其中的代表；二是新建了一批文理学科，原本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学科都在基础科学系内，韦钰任校长时期，这些学科都独立设置；三是布局新兴学科，如韦校长创建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得A+。这些变化使得东大自1952年到1988年间基本稳定的学科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为东大后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解决了总体架构突破的问题。

　　今天回头来看，韦钰校长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决策，以及之后出台的具体改革措施，对东大今天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关键时期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本方向。

　　衡量不同学科要用不同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东大当前的学科建设思路是“强势工科、优势理科、精品文科、特色医科、提升新兴、强化交叉”，为什么定下这样的发展目标？

　　左惟：首先，强势工科不能改变，工科的传统优势必须保持，这是全校一个基本的共识。单论工科，东大现在可以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双一流”的工科学科入选数量是全国高校第二。其次，优势理科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因为强大的工科必须有优势的理科作为支持，否则不可能长期维持高水平。基础理科如数学、物理、生物等是东大的“生命线”，真正原创性的科学发展必须从基础理论做起。东大现在的理科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但相对来说优势不够明显，很多方面都有待提高。

　　第三，建设精品文科和特色医科。东大的思路是做出几个特色和亮点，比如艺术学，发轫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后来被调整出去。上世纪20年代开始重建，在最新一轮“双一流”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发展特色医科也是同样的思路，东大医学院源头是以前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成南京铁道医学院，隶属行业管理后，其发展有特定的目标。自2000年并校以来，学校把医科作为一个重点方向进行特色发展，选择了若干个高峰、亮点，力求将它们迅速做到全国最好。现在东大医学已经形成了重症医学和影像医学等优势学科。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国家大力倡导“新工科”建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工科都在尝试转型，对东大而言，传统优势工科是否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左惟：东大进一步发展强势工科的战略，在今天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工科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非常紧密。以东大的优势学科土木工程为例，七八年前，这一专业招生火热，而如今更火热的专业变成信息、电子、人工智能等。

　　今天“新工科”不断发展，社会需求已经走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相应的，东大的传统优势学科也要转型升级，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

　　但传统优势工科的数字化转型非常困难。首先，未来行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具体转向哪一方向，目前还不一定都能看清楚。现在选择的方向，可能未必是未来产业长期的发展方向。其次，即使知道了方向，教学上应该如何改革？如果要在传统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上再增加人工智能、数字化等课程，学生就要学习相当于“1.5个学位”的课程，是否能全部消化？如何更科学地规划、协调？

　　在社会转型、技术换代的时期，传统上越有优势的学科，担子就越重、压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力求找到上述问题解决的触发点。一是要有引领前沿发展的战略思维，传统的跟随或者跟踪式战略就不能适应。我们作为大学的国家队，就必须强调勇争第一的思维，敢于突进到“无人区”。二是有本学科的带头人去推动、支持新兴方向的转型。而在新兴方向上，也要有新一代的带头人去大力推动，或至少是具有带头人潜质的人被培养出来。他要有开阔的视野、交叉学科的知识和储备，还要有魄力去做新的尝试，甚至愿意承担失败。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工科自身的转型升级，在以工科为特色的院校中发展非工科，都面临哪些挑战？东大又是如何突围的？

　　左惟：坦率说，东大刚开始发展文科等非工科专业时遇到的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这是东大工科文化的局限性：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评价方式都来自于熟悉的工科。而当学校要去发展文科、理科和医科时，则需要调整到符合这些学科自身特点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中去。

　　在以工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发展非工科，首先要意识到学科之间的差异，主动学习、适应非工科学科的思维方式，尊重各学科自身的特点。工科思维最大特色是规范化，最大的不足就是标准化，而如果用这套模式发展文科等非工科，会非常不适应。因此不能“一刀切”，关键则是如何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学科。

　　东大在管理体制上率先做出了改革，原本由科研处统一管理全校的科研工作，现在，学校将科研管理部门一分为二，设立了两个平行机构，社会科学处和科研院，分别服务文科和理工科。

　　未来大学的发展不能仅依靠很窄的几个门类学科。建设非工科学科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一种生态体系。

　　一流大学更要面向国家所需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以SCI论文等指标为核心，这和工科注重工程项目的评价体系有一些错位，东大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左惟：对工科来说，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两个，一是工程项目，二是发明专利以及转化的成果，而对发明专利的重视不足。这种评价体系里，东大每年产出的数以千计的发明专利都不能作为成果被充分认可。因此，在以SCI论文为重心的这套标准里，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可能不占优势，工科只有涉及基础研究的部分才能有所体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同时，要保持办大学的定力，坚守初心。既要重视、研究各类大学排名，又不能以排名作为办大学的指挥棒。东大要率先做出积极有益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大参与了多个重大工程，在新时期，东大如何在努力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继续追求“国家所需”，而非指标和排名？

　　左惟：发展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发高质量论文，也要做重大工程，要解决国家希望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天眼”FAST、港珠澳大桥、探月工程、南极科考等“国之重器”、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中，都有东大人的身影。在紫金山实验室，东大团队正在解决移动通信的前沿问题。与此同时，有几个学科团队正在服务极端环境下的铁路工程建设。从地基、控制到冻土带施工，这些都是东大的服务国家需求的着力点。

　　在新时期，东大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基本出发点，从评价体系到价值导向，从指导方针到发展战略，学校都明确提出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社会重大关切和服务产业重大需求。服务国家建设的导向，也是东大的文化传承。

　　这就引申到第二层问题：什么是“好大学”？必须是按照国家需要去培养人才的大学，才是“好大学”。“好大学”要有定力，聚焦“三个服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社会重大关切、服务产业重大需求。东大是一个能用自己的实践写好故事、绘出美丽画卷的学校。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东大的前景光明而美好。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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