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解焱：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何需要全球合作？

　　中新社北京3月17日电 题：解焱：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何需要全球合作？

　　作者 凌云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三十年来，这一公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重要作用，但全球依然面临着物种灭绝在加速等挑战。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工作二十余年，在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守护共同家园，寻找应对挑战的“密码”，各国皆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于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这一公约缔结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解焱：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同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物资源保护被列入二十六项原则之中。

　　1973年，8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促使世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以保护某些物种免遭过度开发。

　　美国著名保护生物学家托马斯·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在1980年提出“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iversity)一词。这背后蕴含的意义在于，科学界从强调保护某一个濒危物种，到更加清晰认识到地球生态环境需要生物的多样性。

　　物种之间存在着共生、竞争等复杂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关系才得以让我们的生态系统维持健康。越来越多国家因为加速消失的物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正如《公约》开头所述：“缔约国，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确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这一公约的签署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即缔约国有了相同的目标和方向。

　　中新社记者：三十年来，缔约国在保护地球生物资源方面作出许多积极贡献，但也受到单边主义掣肘。保护生物多样性当前面临哪些挑战？为何需要全球合作？

　　解焱：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的三十年时间里，虽然在理念上达成了一致，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还不够理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发布的数据报告，有一些观点让人印象深刻：物种灭绝正在加速；现在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全球合作，从一个维度来看就是动物的迁徙和活动没有国界，比如北极燕鸥在北极繁殖，但要到南极去越冬，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

　　第二个维度，诸如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特有性非常突出，代表物种狐猴，有100多种。如果有一天某种类的狐猴在马达加斯加消失，也就意味着在地球上消失了。

　　第三个维度，在面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等突发事件时，人类“活动压力”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怎能仅靠一国之力完成？只有同舟共济，方能应对挑战。

　　中新社记者：《公约》非常强调各个国家的国际义务。以你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经历来看，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如何才能调动各个国家的意愿？

　　解焱：2005年，我进入世界著名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负责中国项目，我有机会到羌塘研究藏羚羊，安徽研究扬子鳄，前往东北研究东北虎……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只有当地人收入稳定且有保障，并受益于生态和动植物保护时，他们才能够加入到保护身边物种的行列中来。同样，国家也是这个道理。

　　各国都需要认识到健康的生态系统正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需要为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也只有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才可能在“一盘大棋”的背景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智慧”协调，与土地资源规划相协调。

　　中新社记者：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和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

　　解焱：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濒危物种保护到栖息地保护(自然保护地)，再到后来慢慢认识到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革新。

　　理念之外，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揭示出具体行动。自1956年建立第一批自然保护区以来，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1.2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保护栖息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奠定基础。2015年以来，先后启动三江源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整合相关自然保护地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实行统一管理、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中新社记者：你曾表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应为更多国家所用。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是什么？

　　解焱：国际推动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要各个行业发展与国家生态安全需求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点。而中国通过实施“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战略，根本解决了过去各个部门规划之间的矛盾问题，将生态保护纳入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自2011年开始至今，已经50.4%的国土空间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财政资金转移支付。这是一个巨大规模的长期生态补偿形式，已有800多个县享受到该政策。

　　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中国创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将具有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和生态极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严格保护。

　　此外，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生态红线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与生态相关的规划通过“一张蓝图绘到底”得以主流化到社会经济发展之中。

　　中新社记者：你曾主导建立了中国“保护地友好体系”，推动自然保护地的社区生产生态友好产品，以缓解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你看来，缓解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密码是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东西方应如何团结协作，共克时艰？

　　解焱：这个可以用吉林省珲春市种植大雁米的故事来解答。珲春敬信湿地，是当地村民生产水稻的地方，也是候鸟栖息地。人鸟矛盾在候鸟迁徙季时有发生。当地成立了珲春市大雁米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和动物环保组织合作种植大雁米，支持农民学习有机生产方式，购买有机肥料等。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除草问题，人工除草成本大，后来农民通过养殖鸭子来“除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鸭子还可以进行“二次”销售。同时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观鸟旅游”也为当地居民带来收益。

　　这样的模式可以在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推广，让当地居民受益于自然保护，投入到自然保护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确实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此时我们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建立危机意识，建立生物多样性与每一个人和每个国家之间的相关性意识，同时通过东西方合作，通过创新机制等方式找到激发生态服务价值的方法，服务于当地居民。(完)

　　受访者简介：

　　解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保护地友好体系发起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执委，曾任国际动物学会秘书，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