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野猪到底了解多少？

　　10月10日，南京一头150斤重的野猪撞进街头店铺，警方出动4辆警车用4针麻醉剂方才擒住。野猪闯入大城市，当下还算“新闻”，而在四川、江西、甘肃、陕西、河北、广东、湖南、安徽等地山村，野猪祸害农田的事例早已司空见惯，哪怕是在北京的郊区，野猪与农民的冲突也多次出现。

　　云南的大象、西北的雪豹、东北的猛虎、川陕的熊猫，都给农民造成过麻烦，也更危险，但人类会给予足够的宽容甚至“宠爱”。相比之下，野猪却在今年成为了“防控危害综合试点”的处置对象。原因很简单，百万数量级的野猪游荡在山林，似乎太多了。

　　那么，我们真要对野猪“动手”吗？需要了解、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毕竟，在整个生态系统面前，没有一个答案能够轻易给出。我们甚至连究竟有多少野猪都还没摸清，超百万、七八十万，目前各种预估数字都有，在专家看来，连“对手”的数量都没摸清，“动手”的效果也就难以保证。

　　分布

　　七个亚种分布于中国各地

　　1953年秋季，云南邵通市盐津县，在当时名为仁和乡的小渔村，陈本中等四户村民的苞谷被野猪吃掉了一石二斗五升。

　　这段被记录在盐津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公报里的经历，从日期上看，或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与野猪最早、且有据可考的一次冲突。

　　早期报道中，野猪出现在云贵，也出现在皖南山区、秦岭和长白山区。在大别山区，1954年，在粮食即将丰收的初秋，只需一夜，野猪便将水稻咬走一大半；在秦岭西部，农民们从玉米和大豆播种的那天起，就会在梯田附近生火防范不速之客。

　　这种隶属于偶蹄目、猪科、猪属的野生动物遍布世界。

　　仅在我国，分布着东北亚种、喜马拉雅亚种、华南亚种、新疆亚种、川陕亚种、台湾亚种等7个亚种。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副教授刘丙万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内各个亚种以它们各自的分布区命名，“在形态上有少许不同，但区别并不大。”刘丙万说，野猪在国内分布非常广泛，森林、草原、灌木丛，甚至在荒漠，都有它们的影子。

　　过招

　　与人的较量一直在持续

　　城市人觉得野猪是遥远的野兽，对农民来说，野猪从不是一个陌生的物种。

　　早在1953年，位于滇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们就总结出“猪口夺粮”的方法，写在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只十个字，“日夜守望田边，防止兽来。”1959年，安徽地区人民公社狩猎队总结出一套捕猎野猪的方法，其中以暗箭、捕兽笼、绳吊法最为常见；在江西，人们甚至为抓捕野猪设计了机器。

　　此后，随着捕猎、环境变化尤其是山林的消失，野猪一度在多地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枪支管理法》的颁布，以及国有林区面临“两危”后，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得以存续，而适应性强的野猪数量则是迅速恢复和壮大。

　　以黑龙江省为例，自1995年全省林区禁猎后，不足十年间，黑龙江野猪种群调查数量已超过2.5万只，年递增率约7.4%。据陕西省动物研究所2018年的调查研究，该省野猪数量超过12万只。

　　终于，城市里也能与野猪狭路相逢，只是这些记录没能给野猪留下好名声。今年10月，野猪再次“光顾”江苏南京市区横冲直撞，近年来南京多地都有野猪出没；而据早前消息，在香港，某知名女星的母亲在散步时被野猪袭击。

　　低调

　　与人“单挑”多是事出有因

　　“几乎没有野生动物愿意与人主动产生交集、发生冲突，野猪也是一样。”在专家们眼里，这种野生动物低调而且聪明。刘丙万说，每次去啃食庄稼，野猪侵略的步伐，总是会从耕地中心向四周“开花式”地扩散，目的就是隐藏行踪方便逃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野生动物与行为生态研究组组长李春旺告诉记者，北京郊外，在体形较大的哺乳类野生动物里面，野猪数量是最多的。在他看来，它们很有分寸感，甚至知道怎么处理与人的关系、随时调整与人活动的距离，总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恰当”时间和空间里，介入到人类地盘上。“但野猪喜欢泥浴，也就是用泥来洗澡，很容易留下痕迹。”李春旺说，在北京野外，见到野猪痕迹的次数，远超见到野猪“本猪”的次数。

　　这并不意味专家对野外观测到野猪抱有更多期待。“我们并不喜欢在野外碰到它，尤其是在它们的发情期，或者雌性母猪带着幼崽的时候。”李春旺说，正处于发情期的雄性野猪，会因为激素原因而带有较强攻击性，而“拖家带口”的雌性野猪，则会因为保护欲而更加敏感。

　　李春旺介绍，野猪是集群性比较强的有蹄类动物，当种群数量够大时，集群而行是它们的必然选择。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在野外架设的红外相机，曾拍到野猪成群而过的画面。野猪妈妈们一路搜寻着食物，也一路凭一己之力，哺育着六七个小猪崽。

　　“集群类的动物一旦因种种原因落单，就会更加警惕，它会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攻击性也就更强。”李春旺说。

　　掠夺

　　区别只在于零次和无数次

　　刘丙万第一次在野外考察时见到野猪，是在2008年的吉林珲春。夏天的玉米地里，野猪与他撞了个照面，就匆匆跑回了林子。“它们会避免与人接触。但是有一点，”刘丙万的话锋一转，“一旦野猪尝到了甜头，也就是说一旦与人类生活发生过接触，要是不采取措施，冲突很难避免。”

　　作为杂食动物，野猪取食范围广泛，蕨类植物、鸟卵、昆虫都在它的食谱中。“它会掘土，嗅觉也特别灵敏，如果地下藏有食物的话，它能把地拱到很深。”寻找食物，是野猪的强项。刘丙万说，可到了玉米地里，野猪不必再经历寻找食物的过程，“它可以直接开吃。”

　　在专家视角下，当一只野猪到达过人类农田，品尝过人类种植果实的味道，它就会食髓知味，反复取食。野猪个体进入人居范围，注定是“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人退猪进”的局面。在2001年的重庆，巫山县将居住在高山地区的贫困农民搬迁到平缓地区，被迫为野猪让出家园；2020年北京密云，考虑到野猪经常出没，一些村民放弃了靠山的农田。刘丙万说，野猪聪明又执着，它们从不轻易放弃一块地盘儿，远比人更有耐心。

　　联动

　　生态系统牵一发动全身

　　刘丙万认为，所谓“野猪的泛滥”应是相对的。它们当然也有天敌，野猪尤其是幼崽同样是熊、狼、虎、豹眼中的美味。“所以我们说‘相对泛滥的时候’，是在关注目前野猪的数量对于它的天敌们到底算不算多。”刘丙万说。

　　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保护了顶级物种，那么这条食物链下面的所有物种都会得到保护，野猪也在这个范围内。”刘丙万说，野猪的数量增长是注定的，它们一胎可以生十几只幼崽，繁殖速度比它的天敌要快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年里，虎、豹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是存在的，这其实是它们在自己地盘上没有足够食物的佐证。”刘丙万说，关键点在于，对森林生态的要求上，虎、豹的要求比野猪高很多，有野猪存在的地方，不一定有它天敌的分布。

　　与很多人想象的原因不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城市中，有时并非是因为城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改善提高，恰恰是由于山林的发育还不够好，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态闭环。

　　“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动物在入侵人类地盘，而是人们留给动物的空间太少了。”李春旺在外考察的时候，时常会听到村民的抱怨，称野猪们造访，吃了庄稼毁了耕地，“但其实，或许这里本该就是林地，现在的农田，实际上曾是野猪的家。”

　　管理

　　考验我们对野猪了解多少

　　在今年的10月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回复了一条来自网友的疑问——“重庆野猪泛滥成灾，吃了农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该怎么办？”

　　在这条回复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到，野猪已成为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今年以来，已在江西等14省份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要求各地调查评估野猪危害，有组织开展猎捕调控活动，探索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保险业务，鼓励相关地方政府利用保险市场，防范和分散因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风险。

　　国外有大量干预的案例。美国用天敌和人为打猎的方式，去控制白尾鹿的数量，治理野猪的经验则更加丰富，毕竟美国有多达600万头野猪需要“干预”。

　　“实际上，运用生物学的手段对待繁殖过快物种的负面影响很小。但人为的投毒、狩猎，就需要周密考虑了。”刘丙万说，“这需要我们了解这个种群，比如要知道这个种群的数量、年龄、性别、出生率、死亡率，迁入迁出的数量等。”刘丙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制定真正切实可行的计划。

　　我国目前的野猪数量大概有多少？有专家认为国内的野猪体量至少在百万级别，超百万头、一百五十万头、七八十万头的估算数字都有，但现在专家们面对这个问题，则相对保守，不愿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其实我们缺少系统的研究，在国内，人猪矛盾很多，但做相关研究的学者很少。”刘丙万说，“你看，我们都不知道野猪的数量，那么打猎该打多少对于生态才是合适的呢？”

　　【专家访谈】

　　野猪肇事保险如何买单？

　　各地秋粮丰收正当时，野猪肇事破坏庄稼的消息则屡见不鲜。面对这些特殊的肇事者，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农业保险如何发挥作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科院信息所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峭，以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险市场发展总监姜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政保部野责险项目经理孟永昌。

　　新京报记者 曹晶瑞

　　哪种保险能对野猪负责？

　　新京报：目前针对野猪破坏庄稼的情况，哪些保险适用？

　　张峭：农业保险一般针对自然灾害、病虫害、意外事件，但一些地方野猪等动物经常出没，地方上可能就会将野生动物肇事等写入相关条款，主要是保险责任里边要明确野猪肇事相关赔付条款。农业保险分为政策险和商业险，我国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性保险。目前全国范围来看，政策性保险当中，将野生动物肇事等写入条款的情况并不普遍。

　　孟永昌：从商业险领域来讲，目前，针对野猪等动物造成庄稼损害的情况，主要通过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进行赔偿。

　　新京报：野生动物肇事险推广情况如何？

　　张峭：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将野生动物肇事险纳入政策险。例如日前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正式启动野生动物肇事险，并将其纳入宁海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孟永昌：2009年公司首创了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并在云南西双版纳率先落地。截止到目前，这个险种在云南省已经基本覆盖。浙江、湖北一些地区也得到了一定推广。

　　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需求攀升

　　新京报：最近关于野猪侵犯农田的消息不断传出，相关保险业务需求量是否也在增加？

　　孟永昌：这是肯定的。近几年全国范围内收到的关于服务申请逐渐增多。一些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会主动联系到我们，希望将野生动物肇事写入条款或推出相关产品。比如之前备受关注的云南大象问题，当地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早就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但目前多数地方在落地这款保险的时候，还面临很多困难。

　　新京报：具体有哪些困难？

　　孟永昌：一方面缺乏纲领性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层面即便想推行这款产品，也没有政策资金。一些地方则提出希望保险公司提供更多事故预防服务，如加装电子防护栏等，但这些同样需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出台某款保险产品之前，需要先制定详细的保险方案，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出具详细数据作为条款参考，用以佐证方案合理性。但目前全国缺少信息共享平台，相关数据也是匮乏的。

　　新京报：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赔付率如何？

　　孟永昌：整体来看，赔付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随着国家生态环境变好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的严格实施，全国各地野猪逐渐增多，我们的出险率就随之提升，但这就涉及保费、保险定价问题。比如一个县每年能拿出100万来买这个保险，过去每年只有三四场事故，现在可能出十场甚至二三十场事故，那就没办法赔到150万甚至200万。

　　顶层设计亟待出台

　　新京报：野生动物肇事险推行面临哪些困境？

　　姜浟：野生动物肇事险的推广还是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给予一些支持。目前，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策层面开展了一点相关业务，受制于地方财力的影响。但如果上升到更高层面去推广这件事情的话，市场的空间就比较大。是否可以从国家政策层面把保障的体系建立起来？通过政策层面一些制度安排，为农户、农田提供这方面的风险保障。就大宗农作物风险来讲，自然灾害，包括病虫害可能破坏的范围与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野生动物肇事相对比较小众，但野生动物会伤人，也会伤害农田，相关的风险与损失就摆在这里，如果能够从政策层面去助推这项业务的发展，未来可以为农户、农作物提供更良好的风险保障。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