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城中村因“蚁族”爆红 地铁开通炒热周边房租
出租房已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城中村,常看到正在施工的建设工地。杨召奎/ 摄
在北京某新兴外来人口聚居区,出租楼的条件已改善不少,与城市小区类似。陈春明/摄
在人们印象中,城中村意味着脏乱差、高犯罪率和贫民窟。因而,外来人口聚集群落一方面被城市居民所嫌弃,另一方面居住于此的人也多因自卑而不愿谈论自己的居住环境。因此,城中村很少被主流社会所关注。
北四村的探访报道引起人们关注,与之前的一些报道类似,电视镜头所呈现的依旧是拥挤的人群、握手楼、臭水沟和垃圾堆,依旧是对城乡接合部刻板印象的继续。
现实并不如此,与城市发展同步,这些年来,城中村也在发生着变化。
像央视报道的北四村,在北京外来人口聚居区中算是比较少见的,与其人口密度相近的村落,我所见到的也不过几个,且北四村的产生有其特殊因由。
公众对北京城中村的认识,是从唐家岭开始的。2009年,这个近5万人口的聚居区,因为廉思创造的新词“蚁族”而爆红,引来社会关注。在“蚁族”现象热议的同时,唐家岭也很快消失在一片瓦砾中。唐家岭拆迁后,不少人继续向外搬迁,随着地铁昌平线的开通,这片距离唐家岭3公里的地方逐渐火热起来。
那时,北四村的人口密度远不及此。在其与唐家岭周边,东北旺、土井村、大牛坊、小牛坊、辛店、皇后店、朱辛庄、豆各庄、七里渠等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吸纳着周边的外来人口。自2011年开始,这些村庄被纳入拆迁规划后一个个消失。基本上至2012年底,北四村南、西、东方圆几公里之内再无其他村庄。无怪乎,周边外来人口大量挤入北四村,造就了目前的高密度。
事实上,北四村一些出租楼的建筑风格还保留着唐家岭时期的特点,如央视报道中提及的某公寓,一处大院,三四层楼,外部走廊,彩钢屋顶等,这些往往是外来承租资本租赁荒地建立起来的;而本地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建立起来的出租楼,则可以盖到五六层高,对宅基地利用的极致,导致了握手楼的产生。
为了吸引以白领为主的年轻群体,网络基本成为出租楼的标配,且在带宽比拼的竞争中逐渐升级。正是因为网络的便利和宽带的升级,才使得身在陋室中的宅男宅女们享受着跟城里人一样的便利,而有线电视、热水器、独立卫生间等也都成为出租屋的标准配置。
在近几年新兴起的聚居区,一些出租楼的建筑装修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已经完全摆脱了灰蒙蒙的水泥板楼,有的开始外涂保温层,有的亦注重内外部装修。一些出租房甚至按照城市里的居住小区打造,阳台、厨房等都留出了合理空间布置;楼间距之间也更加合理,甚至在楼下辟出空地进行绿化。在北郊的某聚居区,甚至可以见到带电梯的出租楼。
那些已经被拆迁的村庄并未完全消失,在这些村庄的土地上,依然有一些聚居区存在。对于这种现象,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关的学术研究定义。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离村”,指代在村庄生活区之外独立存在的聚居群落。这些聚居区往往距离原本村庄的生活区有一定距离,且自成体系,其日常生产、生活、消费等不与村庄发生关系,只是在土地权属上归于某个村庄。
“离村”最早是指村庄附近的一些农业小区、养殖小区等,后来在一些村庄的农田、荒地等位置形成了一些新兴聚居地。较为常见的是一些从事废品收购、建材买卖运输等“脏累”行业。
在一些村庄,一些单纯的出租大院也形成“离村”。这些“离村”内有商店、饭馆等日常生活设施,居民日常生活在本区域内就可满足,无需到村庄里采购,甚至一些“离村”内还有学校。部分村庄因拆迁而消失,本村居民大多散轶,但在村庄未纳入规划的土地上,“离村”依然存在,延续着村庄的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一些城中村因为人口密度太大,亦出现了自发性的人口外流状况。天通苑一带的某村因交通便利,一度吸引了大量上班族入住。随着人口的增加,道路、卫生等状况逐步恶化,近两年,陆续有租客选择搬迁,曾经一房难求的村庄不少又挂出“有房出租”的招牌,不少小店也随着离开。随着人口的外流,村子的环境状况也比之前有所改善。同样的,北四村近年也出现一些人口外流迹象。
这样的人口外流意味着其他更远的居住群居区的兴起。目前,新兴外来人口聚居村已扩展到北京六环边缘,但这样的现象还只是零星散发,只集中在离城区较近的北六环附近。
一些村庄因为提前预计到人口的流入状况,在形成新聚居区前,提前对村庄进行规划,如扩展道路,下水道、垃圾点建设,增加菜市场,留置公共用地等。因而,当人口流入时,并未出现混乱状况,且由于提前规划,还增加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在北京,依然有不少聚居区的环境恶劣。低矮的小平房,狭窄的街道,肆意流淌的污水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使得空气中飘散着异样气味;偶尔,还会有几个脏兮兮的小孩,抱着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熊从你身旁跑过。
在北京,因不断盖房而连在一起的村庄聚落还有很多。
近年,作者陈春明以徒步方式探查北京周边河流的环境状况,在徒步过程中,观察到不同村庄的乡村规划,随着快速到来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外来人口的聚散而同步变迁。(陈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