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对职务不作为现象零容忍

　　最近，广受媒体关注的陕西贩婴案、北京“最牛违建”案，以罪犯落入法网，违建进入拆迁而进入尾声。但性质如此严重的社会事件绝不能就此悄然画上句号。

　　以陕西贩婴案为例，这一涉55起报案，最早从8年前就开始的犯罪行为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制度得不到遵守？为什么责任人员该管而不管？一个婴儿的出生涉及两个当班医生、三个助产护士。张素霞为什么能在不当班的情况下，把一个个健康的婴儿变成“残疾儿”？责任人员的不作为无疑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作为导致医院的管理形同虚设，使违法犯罪有了机会。

　　通常的腐败都是公共权力寻租的积极作为，而不尽责或放弃责任的管理人员有时可能仅仅因为不想得罪人，就成为违法犯罪或腐败的同路人。与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腐败相比，这种不想得罪人的腐败，追求的是一种未来利益，同样有极大的危害。与通常的腐败相比，不作为的腐败一般比较隐蔽。正是这种隐蔽性，大大减弱了不作为的主观恶性，也不容易引人注目。如北京“最牛违建”为什么六年撼不动，就有这个原因。同样，陕西贩婴案第一例报案早在8年前就出现了。当地医院、公安为什么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第一起报告没有引起重视，那么第二起、第三起及更多次的报案为什么仍然没有引起重视？而且这种不重视又怎么可能在医院和公安间产生如此相似的“协同”？其实，只要有一个部门或者一个管理人员尽责，张素霞的犯罪行为就难以实现。因此，当地管理部门及其责任人的“没有引起重视”，就是不作为。你闭一只眼，我也闭一只眼，大家都闭一只眼。由此，直到陕西贩婴案一直积累到55起，凶手才露出水面，这绝不是罪犯太能干或管理人员无能，而是管理者、责任者的不作为。

　　不作为最大的恶果是违法行为的普遍化。8年时间里，虽然当地警方接到的相关报案就达到55起，但并不妨碍贩婴俨然成为一种地下产业。类似的事件还有北京的“最牛违建”案，违建牛到这个程度，是以大量违建的存在作为傍依的。比如，当该小区的违建被曝光之时，小区负责人还很委屈：“这个事(指违法建设)对物业行业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不仅是我们这一家，如果你们能登高远望的话，看看北京市的高楼上面，我估计70%以上都盖着(违建)呢。只不过他们家被当作了典型，摊上了这个事。”正是这种完全不把违法当事的管理心态，促成了违法现象的普遍化。

　　而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法律，特别是公众的权利保障，得不到应有的落实。从一定意义上，管理部门是不是作为，与居民是不是敢于抵制违法现象有直接的关系。居民有权举报违章建筑，并应能通过行政和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行政和司法部门对于抵制违章建设的居民，应当大力支持，支持的力度要达到人人敢于监督和抵制违章建筑的程度。但从“最牛违建”的行政和司法支持看，显然正好相反。据媒体披露，记者在采访该违章附近居民时，居民谈及此事时顾虑颇多，不愿多说。多位居民回忆，曾有居民因告状被打，之后干脆卖房回老家了。管理部门不能积极有效地支持抵制违章建筑的居民，其结果必然导致敢于抵制违章建筑的正能量越来越弱，而违章建筑的负能量愈益猖獗。

　　我们固然应当痛恨犯罪行为，但同样不能放过职务不作为。因为后者的社会恶果，并不比犯罪的罪恶小。我们社会似乎越来越多的戾气中，就有不作为的影子，必须引起警惕。首都机场爆炸、温岭火灾，恶男摔死女童，无不让人震惊和心痛。但戾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管理的不作为，或者说不作为的增多是助长戾气的一个根源。明代权相张居正就说过“冤愤不泄，戾气不消。”戾气是积累起来的，而一件件不为人注意的不作为就是积累戾气的土壤。而如果社会的戾气越积越重，社会的祥和之态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为此，笔者主张无论是陕西贩婴案，还是北京最牛违建案，都要认真查一查这些案件背后的不作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制度形同虚设？领导和责任人对形同虚设的制度责任在哪里？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保证完全没有腐败。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腐败出现“前赴后继”之时，必有不作为在为腐败行为“为虎作伥”。必须提高对不作为严重性的认识，决不宽容不作为，坚决抵制不作为，决不让不作为有任何存活的空间。习总书记说得好，反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其中也包括了不作为。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抵制和追究任何形式的不作为。(蒋德海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