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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泡沫”关系，以移风易俗的耐心来等待现代社会的早日光临

　　与“泡沫”相联系的词语通常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像金融泡沫、房产泡沫，从这点也可看出，“人际泡沫”一词，反映着人们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态。

　　无论是“人际泡沫”还是“城市里的孤岛”，都存在一种视角——以宗法社会中的熟人交往原则为参照，观照以陌生人交往为特征的工商社会里的人际关系。

　　身处“人际泡沫”中的人群，往往正是这样一群身处尴尬的角色。传统的乡土人情网络在他们身上已被完全剥离，他们带着行李和梦想一头扎入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但这些城市并非真的那样公平，熟人社会的行事规则在这里仍然生命顽强，与这些“原住民”相比，身处“人际泡沫”中的人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才能办成一件事情。

　　来自吉林延边的李贞爱和男朋友都在北京工作。今年的五一，他们回老家举办了婚礼，仪式隆重而热闹。而在北京，新婚夫妇只请了新郎单位的几位同事吃了一顿饭，对于自己的同事，李贞爱只是分发了一些喜糖。

　　“单位里的同事流动性大，邀请人参加婚礼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便。索性就不请了。”李贞爱的这种心态，正反映了处于两种文明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处理人情往来的复杂与无奈。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双方父母的坚持，在家乡的婚事操办也会被他们省去，家乡的社会网络对他们来说已经涉及甚浅。这种关系颇有些类似于农村与集市中人们所采用的不同行为准则。

　　费孝通曾这样阐释中国人的乡村与集市所隐含的行为逻辑：

　　“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市场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先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地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这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吗？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

　　可见，这“村子”与“街集”的跨度间，彰显的正是两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差异。

　　中国的传统社会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逐渐扩展，从关系最近的家人、到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一层层扩展开去。每个人的关系网络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同心圆，由亲到疏，由近及远。

　　同心圆里的群体彼此间界限并非分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成员都可能同时拥有两种以上的身份。比如父子之间可能还是同一单位的工友……

　　这种关系的大量重叠让每个社会成员间的联系都异常紧密，在平时接触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熟人”。以至于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各级之间盘根错杂，任何两点之间都会发掘出藕断丝连的联系。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公私之间没有明确划分，很多公事是在“串门儿”的过程中解决的。个人的隐私权在这里受到了最大的压制，人们很少获得匿名发表言论的机会，彼此之间熟知对方的底细，无论是在处理家庭关系还是在公共场合，都必须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以防别人的品评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私领域最大程度地为公领域让位。

　　正是在这种社会网络中，传统中国仅靠道德的标榜就可以治理偌大的一个国家，在威权不足以触及每一个乡村角落的局限下，道德力量的约束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都有所渗透。凭借于此，集权统治凭借极小的成本便在中国稳定运行了2000余年。

　　以熟人社会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特征的传统中，儒家倡导的五伦(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成为指导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准则，而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则完全不在此列。

　　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特征开始呈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谓“人际泡沫”中的成员便是这个交往群体中的主体。在他们身上，同心圆式的关系网络开始发生改变。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事……每个群体形成大小不等的椭圆形，除了作为中心的个人外，这些群体间很少会有交集。

　　这种疏离的社会交往环境扩大了社会成员的私属空间，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隐私权。

　　你可以老死不与邻居往来而不会被视为怪异，你可以在街头手舞足蹈而毫不担心别人对你的评头论足，你甚至有更多的机会来匿名表达观点……总而言之，人们的私领域被空前扩张，从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这种进程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至善至美。“人际泡沫”一词的色彩本身就显示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迷茫与煎熬。

　　这种痛苦跟转型期的很多社会问题一样，原因在于原有社会支持系统的废弃以及新系统的尚未健全。

　　毫无疑问，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以“熟人”作为社会约束力量的传统社会会进一步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而在以宗法制为基础，在中国运行了2000余年的信任机制失效之后，用什么来重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泡沫”关系，以移风易俗的耐心来等待现代社会的早日光临。但传统社会网络中依靠“人脉”获得的资源支持和情感慰藉，在这个直面陌生人的时代里，该由什么样的方式来取代？

　　这种社会支持的建立，不是一个依靠等待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单靠“以法治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