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文，对相声大师马季的去世发表了感慨。文章称，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名段《夜行记》里有个包袱(指相声中的笑料)，话说侯宝林感觉走路受限制，搭巴士受限制，一狠心费28元买了辆旧脚车，买来的破车，“除了铃儿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作者指出，前天听到相声名家马季老师过世的消息，我搜索对相声的记忆，脑海里不住打转的是侯老师上面的笑话，还有那种诙谐中带苦涩的味道。

　　中国朋友不一定明白新加坡华人对相声的感情。我翻过资料，至少在70年代初新加坡的业余文娱晚会就有相声这类节目，而且是原创作品。

　　当时大家受的是中国文革思想的感召，写出来的相声也是歌颂体，记得有个脚本叫《送票》，歌颂本地华族和印族同胞的感情。已故的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崑先生就曾经粉墨登场，表演过这个段子。

　　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发展，和中国文革有一种奇异的联系。在70年代中一段文艺萧条期以后，人们听相声的日子突然一跳跳到1980年代。

　　80年代，相声突然融入新加坡人的生活。南方艺术研究会出了不少新作品，1984年，“丽的呼声”主办全国相声表演公开赛，总决赛请来马季的弟子、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他的搭档唐杰忠当评委，姜、唐二人还通过亲身示范，点评参赛者的表演。差不多同时，一些中学、初级学院开始主办起校内和校际相声表演赛。等到1989年，马季受邀为新加坡的电视台录制《笑一笑，少一少》相声节目，并创下70万收视率时，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相声热已然成形。

　　现在很难解释当年那份“相声热”的产生原因，以及它后来“凉”下来的因素。也许，正是由于70年代华族文化经历过被冷落、被怀疑的日子，所以才产生80年代华人社团、学校、广播电台都不约而同推广传统文化的热潮。

　　而在众多华文的文艺形式中，浅白易懂的相声，尤获得各界青睐。

　　不过，这股“热”到了90年代中，无以为继。

　　中国的相声迷在感叹相声低迷现状时，一般归咎于电视娱乐的强势，以及相声演员不务正业去搞电视、拍电影。在新加坡，原因可能较不直接，或者也可能是更明显——时代变了。

　　其实，这未尝不能解释中国相声走入低谷的原因。

　　作者指出，我常驻北京以来，听过好几场相声表演，有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有全国相声表演赛的，也有红得发紫的郭德纲的。他们的表演也算可乐，可我好像很难寻回少年时代听相声的欢乐和投入。

　　晃悠悠坐在场子里，听一个晚上的笑话。心中却不安稳，工作没赶完，是听些俏皮话能改善生活质量，还是收兵回家把该完成的工作和家务完成更要紧？

　　我想到马季老师圆嘟嘟的脸庞和身型，以热情、活泼为特色的马季老师擅长说些歌颂好人好事，带点睿智又无伤大雅的笑话，在当年人们生活相对单纯、资讯形式简单的时代，听相声曾经代表很丰富的文化生活。

　　相声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艺术，是社会底层发泄苦闷，小人物表达他们的无奈、自私等等弱点的平民艺术。当今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发达社会，不是有利于相声繁荣的土壤。

　　马季走了。有中国的网民尊崇他为“最后一个相声大师”。我发现网民悼念马季和哀悼相声的心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大家也不再埋怨演员的不务正业，现在的氛围更象在静静体会马季的离开。

　　向这位曾经抖了50年包袱的老师告别，而那种社会集体沉静在单纯娱乐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韩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