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2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文章说，不管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或是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文章摘录如下：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