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9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中国基层法院正在面临“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的诉讼压力，行政案件呈持续上升态势。有的省市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层法院甚至增长了200%。而自从1989年中国颁布行政诉讼法至今，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件。

　　文章指出，行政诉讼案件社会影响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大。既要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不牺牲行政管理秩序，法院常常左右为难。比如，一些“民告官”的重大环保案件，依法应该判政府部门败诉，但判了也执行不了，地方财政无力赔偿农民；不判政府部门败诉，又何谈保护公民权益？还极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造成涉法集访和群体事件。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法院只能选择“硬判”，但结果往往是“案结事不了”——或者政府胜诉百姓闹事，或者政府败诉执行不了。

　　接受采访的法官普遍表示，地方政府对行政案件的干预不同程度存在。轻者表现为批条子，严重的甚至直接抓走当事人。个别法院领导因此怕工作搞不好添“乱子”、得罪政府少“票子”、失去选票丢“帽子”，在行政案件中只有屈服于压力。

　　此外，当前行政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多，常常让法官觉得“无法可依”和进退两难。一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内容。例如，在征地安置补偿中，“空挂户”怎么认定？“城中村”居民如何补偿？“前三年的平均产值”怎么认定？又如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事实劳动关系如何认定，以及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何挂钩等问题，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以至法官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感到“于法无据”；

　　二是已有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抽象，可操作性差。例如，对于哪些应当认定为工伤、哪些不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只有两条，无法应对现实社会的千奇百怪的工伤认定情形；

　　三是已有的法律规定表现出了严重的滞后性。比如有关征地安置补偿标准明显偏低，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将之作为判案的依据，很难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结果是“官了民不了”或“民了官不了”；但如果不作为判案的依据，很显然违法且无法下判，人民法院面临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