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7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文章说，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孙清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今年初西安市“两会”期间，孙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孙清云说，过去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语，按政府的想法做事，现在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看老百姓是不是“称心如意”。让老百姓称心如意，就得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章指出，有西安这样“前卫”做法的政府已经不止一家。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也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此前还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力争成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质优的“和谐杭州”；更早还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指标列入到该市的“城市文明指数”中。

　　“这是一种进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孙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还未制订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它的意义在于发展方向的转变”，孙清云说，“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为真正的平民政府，将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细到老百姓的心里。”没人能改变他人的内心，但至少能为他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数”的出发点，也是“十一五“规划突出民生主题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转折。

　　王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2005年，中央开始实行和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非公企业的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指出，这些关系民生、民计、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认为，中央的执政理念正在进行转变，并且转变非常明显。“政府的行动将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条件。”(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