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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山西人，似乎需要从很深的历史深渊里，去寻找那一束当初非常耀眼的晋商阳光

　　本刊记者/李径宇

　　乔致庸吃力地伸出手，想帮地上挣扎着的小虫子把身子翻过来，好不容易够着了，他却突然倒地而逝。长镜头掠过他89岁的年迈身体，从挂着红灯笼的深宅大院里向上摇起来……此时，电视剧《乔家大院》所演绎的晋商故事随着谭晶的一曲《远情》而苍凉收场。

　　主题歌据说是作曲家赵季平和词作家易茗为谭晶量身打造的，里面加了一些山西音乐的元素。谭晶作为青年歌手，受到了山西老乡的宠爱。

　　山西这个乡土气息浓重的内陆省，似乎需要不断从小有名气的老乡和曾经光鲜的历史那里寻找精神自豪感。当别人现实地奔往小康时，这里的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怀旧，一次又一次翻祖宗的老底。这多少有点像阿Q的心态“我的祖上也阔过”。

　　包括《乔家大院》在内，这两年反映晋商的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晋商已不单纯是商业之道，而更加趋向于一种社会文化景观。透过此景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省在现实迷茫和发展冲动交织之下的商业虚火和文化自恋。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文化都是功利文化，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晋商历史和晋商文化之于当代山西，可能就是这样。比如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所谓“繁华风流地，富贵温柔乡”，自然少不了许多人间悲欢。它先是作为博物馆形式存在的，其旅游景点的功用被彰显出来，后来便被写成小说、拍成电视剧，将大院里的人物艺术加工，平添了一些附丽，其目的当然一目了然。

　　在外省人眼里，现在的山西人似乎都是煤黑子，除此之外，由于晋商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集中放量，人们对山西人的记忆又打上了晋商烙印。煤老板是极少数的，晋商是过去时的，所以，绝大多数山西人的面孔实际上还是模糊不清的。

　　正如剧中乔致庸慨叹自己“仿佛一束阳光，掉进了万丈深渊”，新一代山西人，似乎需要从很深的历史深渊里，去寻找那一束当初非常耀眼的晋商阳光。

　　晋商能给现代山西带来什么？这个地方的人们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新晋商”的概念。可是，这里的新富们几乎都与煤炭有关，煤炭是国家资源，由政府控制，不是纯粹的商业，所以，开煤矿的人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其余如山西籍网络新贵、百度老板李彦宏等，其事业实际上与山西没有丝毫的关系。

　　山西人也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想大力发展商业，但这种想法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有力扶持。在国家优先发展东部和沿海城市后，又提出了“振兴东北”“开发西部”“中原崛起”等区域倾斜政策，但这一切独独与山西无关。山西作为重工业省份，建国以来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现在的山西人经常这样委屈地议论。这种委屈，实际上也形成了山西人的一种文化心态。

　　历史上，山西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很深的地方，从《乔家大院》里的人物也可以看出来。农民知识分子乔致庸虽然是一介商人，但成天想着“天下”的事和皇帝的烦恼，秉持着道义和仁义，遵循诚信取财之道。可惜他生在了乱世，他的道德坚守，成了官员愚弄他的突破口。实际上，山西人似乎有着天然的道德情操和政治情结，比如在吕梁市属下的孝义市和汾阳市，许多乡间的公路、漂亮的学校、敬老院等都是这里的富人们捐助修建的。这也许是晋商文化的现代版本吧。

　　在《乔家大院》剧中，乔致庸借给皇帝那么多银子，皇帝和太后却一再愚弄他，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商人而已。政府如何信任和尊重商人，如何与新晋商达成道德的默契，可能是今日山西需要营造的基本的商业氛围。

　　只有在这种氛围下，才不会出现对煤老板和其他商人的妖魔化，才不会出现商人们人人自危的心态。现在，山西商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很少在家乡打造豪宅了，他们宁愿在北京花几千万买下“潘石屹们”的数套房子，放在那里，不住也不租，宁愿到青岛等沿海城市买两个别墅一年光顾一两次。他们在山西赚了钱，却没有在山西消费，山西商业如何才能兴盛？

　　今天，我们在看《乔家大院》时，已经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也不仅是一出三个人之间的感情戏，显然，它被倾注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乔家大院》里所表现的经商理论和管理方略，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没有多少可以照搬。它惟一带给人们的也许是对先人的追忆，和对今天新晋商的道德和文化呼唤。(来源:中国新闻周刊)